1、前言

　　遥远的欧洲大陆一角，有一个国家叫荷兰。在英语流行世界的今天，多数中国人对荷兰的印象，也许仅仅限于风车、郁金香之类，还有一个可能被许多人淡忘了的“海上马车夫”的称号。但在这个称号的背后，却是个曾经横扫大洋的海上霸王。不过，这个海上霸王在16世纪与明朝的较量中折戟沉沙，黯然收场。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在当时被称为尼德兰的地方，爆发了反抗宗主国西班牙统治的“乞丐革命”，这场革命引发了后来称为“荷兰独立战争”的血腥战争，直到1609年，作战双方均精疲力竭，只好签订了一份十二年停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荷兰的独立。从此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诞生了。

　　在欧洲，荷兰与葡萄牙很相似，都是极度缺乏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不得不向大海讨生活。当葡萄牙的元气不断消耗在从北非到日本的广大地域时，荷兰在不声不响的完成着航海业积累，到16世纪末，荷兰人已经建立起一支庞大的远洋船队。但当时通向东方的航海图掌握在伊比利亚人手中，他们对此严格保密。为探索东方之路，1593年荷兰甚至派了一支船队搜索北极航线，这当然是一无所获。

　　机会终于来了，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本由荷兰作者范;林索登写的《旅行日记》，作者作为一名葡萄牙大主教的仆人，在印度生活了七年，曾多次随船队前往澳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作为一个荷兰人，他将自己的见闻贡献给自己的祖国。这本书立即成了荷兰人的《马可;波罗游记》，就在当年，荷兰派出了以霍夫曼（Cornelisdehoutman）率领的远航队，在这书本的指引下来到了爪哇，他们成为首支获得成功的荷兰船队。虽然路程艰险，船队249人只有89人生还，但他们带回货物获得的高额利润却使荷兰人义无反顾地派出了第二支远征队，带回的货物获得的400%的利润让全国都沸腾了。

　　2、东印度公司

　　1602年，经过多年混乱无序的竞争后，荷兰人开始集中自己的力量，最终催生出――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VerenigdeOostindischeCompagnie）。这个“公司”同17、18世纪欧洲的许多“公司”一样，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纯粹经济组织的公司，它们往往带着超出经济范畴的任务，其巨大成功使17世纪被欧洲人冠以“荷兰世纪”，操作模式也成为今后两百多年欧洲列强海外扩张的组织样板。

　　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首先是一个殖民组织和军事组织，其次才是一个经济组织。根据荷兰最高权力机关的授权，东印度公司不光拥有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整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贸易垄断权，而且拥有在这广大地域独立的建立统治、征兵、宣战、缔结和约乃至铸造货币的权力（这也是后来其在台湾、澎湖建立殖民统治机构乃至与明军交火的法律依据）。东印度公司分驻各地分部的首脑不叫经理，而叫总督。

　　除以上授权外，荷兰议会还授予了东印度公司没收其独占区域内任何外国船只的权力，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自由攻击在印度洋和太平洋航行的非荷兰藉船只，只要他们认为这些船只干扰了他们的“独占贸易权”。

　　该公司成立时的认购资本是650万荷兰盾，最初10年每年分得的红利高达股金的25%。当代多数研究西方经济史的学者都说是因为东印度公司拥有当时最“先进”的资本组织方式，代表了当时的先进生产力。事实果然如此吗？

　　1603年8月，东印度公司在荷兰出售了1200大捆来自中国的生丝，获利225万荷兰盾，实际上，这批货物是同年2月25日船长希姆斯柯克在柔佛港（今新加坡）外1500吨的“圣凯瑟琳娜”号上抢来的。同年7月，韦麻朗船队还在澳门附近俘获了一艘葡萄牙船，船上的生丝后卖得140万荷兰盾。这两次抢劫事件所获利润已经相当于公司原始资本的56%。由此可见，东印度公司资本的急剧扩张，海盗行径占了多大的比重。

　　3、首次碰撞

　　自从《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出版后，中国就成了欧洲人心目中猎取财富和荣耀的目标，荷兰人当然也不例外，他们到远东的第一时间就准备进军中国。

　　根据《明史;列传之二百十三》记载：“和兰，又名红毛番。……（万历）二十九年驾大舰，携巨炮，直薄吕宋。吕宋人力拒之，则转薄香山澳。”从记载中可以看出，荷兰人首先试图攻击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再无法战胜的情况下又转攻葡萄牙人盘踞的澳门。而根据澳门的本地记载，这次行动也无功而返。这里澄清一件事情，澳门整个明代都属于中国的领土，只是由葡萄牙人居住而已。葡萄牙人要向明朝政府缴纳土地税，并且死刑一类的重刑须经中国广东地方政府认可方能执行。澳门成为葡萄牙殖民地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这次武装试探的首领是范;涅克（jacobvanNeck），他是荷兰第二次东方舰队令官。1604年，第二次东方舰队副司令官韦麻朗（wybrandvanwarwijck），根据西方记载，他是一个Admiral，即“舰队司令”或“海军上将”。他于此年夏率两艘大型战舰来到中国海面，企图先占澳门，再占澎湖，途中遇到大风，漂流到澎湖岛。当时岛上本驻有防倭寇的“汛兵”，由于倭寇多在冬春季来犯，当时正值夏季，驻军已撤回大陆，所以荷兰人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澎湖，并升起了东印度联合公司的旗帜，自说自话地宣布此地为“荷兰据点”。

　　韦麻朗驻扎妥当后，让一名中国商人去大陆同福建地方官员洽谈通商事宜。在当时，中国人私自与“外番”通商乃是大罪，因此，该商人一上岸即被逮捕，明朝地方官同时要求荷兰人先退出澎湖――这里是中国领土。

　　也许是荷兰人把中国当成了东南亚土著，这个要求他们退出澎湖的讯息韦麻朗只当耳边风，他一方面派人向明朝驻福建的税吏宦官高寀行贿，一面写信威胁地方官，声称如果不同意贸易，即派军舰沿福建沿海进攻。结果，他们的这种做法引来的是明朝的50艘海军战舰。

　　舰队指挥官名叫沈有容，二十年前，年轻的沈有容在明北部边境率29名健卒星夜遭遇三千蒙古铁骑，身中二箭，手刃六人，最后全员退返从而一战成名。此后，沈有容又先后参加过万历朝鲜之役和东南沿海剿倭战役，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名将。明朝政府派出这样一位将军率舰队来谈判，这是荷兰人万万想不到的。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沈有容向荷兰人通报了明朝的商业政策并要求荷兰人立即离开中国领土。虽然韦麻朗本人尚能保持风度，但其身边的人却恼羞成怒地拔剑示威。面对荷兰人开战的威胁，沈有容回答道：“中国甚惯杀贼，尔等既说为商，故尔代客，尔何言战斗？想是原怀作反之意，尔来睹天朝兵威耶！汝等不曾听过？我破倭海上，海水尽赤，吾不忍汝等步倭之后尘。”

　　荷兰人是精明的商人，虽然他们宣称开战，但当他们发现自己的两艘战舰已经被五十艘明朝的战船团团包围，对方的指挥官又是一位底气十足的将领时，他们明智地选择了撤退。欧洲海上霸王同明朝的首次武装较量就这样以不流血的方式结束了，此次事件为澎湖留下了一块称为“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朗等碑”，这块石碑到2004年刚好四百岁，是公认的“全台第一古碑”。

　　4、再次交锋

　　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1606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在马六甲海峡击败西葡联合舰队，掌握了远东除中海海域外所有的制海权。1609年，荷西停战，荷兰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当时有人统计，荷兰船舶总吨位已经相当于英、法、西、葡四国之和。1619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总部迁至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若干年内，荷兰建立了一系列殖民据点，建成了每一个欧洲人梦寐以求的东方殖民帝国。

　　1622年，荷兰人卷土重来，巴达维亚总督库恩（JanCoen）派遣雷耶斯佐恩率领16艘战舰（内有4艘英国船，打开中国大门这件事情，两国利益是一致的），1024名士兵，准备进攻澳门。下达的指令中有这样的话：“为了取得对华贸易，我们有必要借上帝的帮助占领澳门，或者在最合适的地方，如广州或漳州建立一个堡垒，在那里保持一个驻地，以便在中国沿海保持一支充足的舰队。在西方霸权者的眼里，这些中国海港都是他们任意建立军事地点的地方（和清末殖民者的计划并无不同）。

　　但荷兰人低估了澳门的抵抗能力，结果一场战斗过后，登陆的800名荷兰士兵有136人阵亡，126人受伤，40多人被俘。被击退的荷兰人开始执行第二方案：“在最合适的地方，如广州或漳州建立一个堡垒”。最后他们选择了18年前的澎湖，1622年7月11日，雷耶斯佐恩率舰队以士兵900人登陆澎湖。（这时正好明军汛兵又撤回大陆的空白期）

　　库恩总督认可了这一行动，他特别要求雷耶斯佐恩攻击附近所有的中国船只，把俘获的水手送到巴达维亚做为劳力使用。他确信“对中国人无理可讲，唯有诉诸武力”。在这种命令下，荷兰军舰到处袭击中国和平居民和民用船只，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抢劫了600条中国船只，掳掠了1500多名壮丁为奴隶（奴隶贸易是大航海时代欧洲人的一项普遍贸易，也是东印度公司在亚非开展的业务之一，明朝之所以不愿意和西洋人通商，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些西洋人初到中国时普遍都有掳掠人口的劣迹，这无异超出了中国儒教文化圈对通商的定义。国内的很多“学者”在谈到明代对海外贸易的限制时多谈儒教的思想禁锢而很少谈到原始积累时代西方“自由贸易”到底是个什么具体形态。）

　　8月起，荷兰殖民者开始强迫抓来的华人奴隶在澎湖兴建红木埕要塞，后来又在白砂、八罩附近兴建类似的堡垒。这些堡垒多为每边56米的方型城堡，每堡安置火炮29门。红木埕要塞历时三个月完工，1500名华人奴隶在这三个月中累死饿死了1300名，幸存的270名被送往巴达维亚做为给库恩总督的私人礼物，其中最终抵达的只有137名，其余均死于途中。

　　有朋友可能问当时的明朝军队干什么去了，其实道理很简单，按照明朝的军制，每支部队驻防一定的地区，没有上谕不能跨区机动。而荷兰人的实力单凭单个地方的小股驻军是无法在进攻战役将其击败的，这也意昧着要动员一支足以击败荷兰人的野战部队必须得到远在北京的皇帝的批准。而1622年正是明军广宁大败，袁崇焕单剑出关的那一年，在努尔哈赤几乎兵临山海关的情况下，明朝皇帝根本没有可能去料理福建沿海西洋海盗的事情。但即使如此，在荷兰人对中国沿海的骚扰中，凡是有中国驻军的地方，荷兰人都没讨得了好去。

　　澎湖要塞完工后，从巴达维亚又派去了一批援军，荷兰人总兵力已经达到12-15艘战舰和1200名以上的士兵，这样规模的部队在欧洲殖民史上已经不算小了。更重要的是，荷兰人根本不相信各种游记中提到的有关中国军队的数字，他们不自量力的提出：“非经荷兰人允许，中国船只不得随地到各处贸易”，也就是说他们要垄断中国对外贸易。在中国来说，这显然是一个荒唐的照会。荷兰人却并不这样认为，他们非常积极地贯彻以战逼商的政策，频频进犯中国沿海，临近的厦门自然首当其冲，而明军也给了他们与倭寇同等的外事待遇――厦门驻军在赵一鸣的指挥下多次击退荷兰人侵扰，一次就俘斩数十人。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荷兰人的暴行。为了尽快增加荷属东印度的高素质劳工人口，对中国劳动力情有独钟的库恩总督一再下令，“尽可能的掠夺中国的男、女、儿童，充实巴城、安汉和万丹，荷兰舰队忠实地执行了这一切，这最终激怒了明朝。1623年8月，主战派官员南居益出任福建巡抚，11月，以计焚毁荷兰战舰一艘，生擒52人，斩杀8人。次年正月，40艘战舰运载着两千明军几乎在一夜间出现在澎湖要塞前，并在荷兰人的炮火下抢滩登陆，发动了猛烈进攻。荷兰人毕竟是一支惯战之师，他们收缩至风柜城，此地三面临海，只有一面*陆。荷兰军队在陆路挖深壕为障，以战舰控制海上，凭借舰炮和岸炮的交叉火力，成功地阻止了明军的进攻。

　　见攻坚不下，明军也在澎湖筑石城，双方对峙，相互攻击。南居益亲至澎湖督师，指挥各处明军集结，最终在这个弹丸之地竟集结了超过一万名的明军和150-200条战船。明军水师在澎湖港内遍设火船，攻击荷兰战舰，陆军在马公妈祖庙内架炮隔海轰击风柜城。另外，明军以无数长宽五尺下铺圆木的巨型堡篮填碎石排列为阵，白天做为掩体休息或发炮，晚上则推着它们前进。荷军火炮对此无能为力。同时南居益给新任荷军总司令发信，扬言再不走就用砂石填平澎湖湾。

　　荷兰人号称纵横七海，但他们从未遇到过如此猛烈的攻击，最终终于支撑不住，被迫在明军监视下拆除经营两年的澎湖要塞，灰溜溜的“扬帆去”。明史载，在达成协议后，荷兰副将高文律等十二人拒绝服从命令，“据高楼自守”，最后被全部捕获，和其他荷军战俘一起“献俘于朝”，以他们的耻辱为第二次明荷间的交手画上了句号。

　　澎湖之战后不久，库恩总督被召回述职，在述职会上，他主张以武力和恐怖打开中国的通商大门，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评价是“虽高瞻远瞩，但不切实际，”这以后，他再也没回到巴达维亚总督的宝座上。

　　荷兰人打开中国大门的热情一点也不比二百年后的英国人低，被从澎湖击退的荷兰舰队并没有返回巴达维亚，而是直接去了台湾。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他们可以在中国官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占领澎湖，那么，对于更加山高皇帝远的台湾，荷兰人轻易得手也就不以为怪了。

　　荷兰人登陆的地方在今天台南的安平，当时称为大员，大员西侧有几个成串的小岛，从一到七分别叫做七鲲身，相距各里许，之间的水很浅，水位低时可与台湾陆路相连。一鲲身面积较大，荷兰人就在这里筑垒，建立了热兰遮城。后来，由于这里与台湾本岛交通不便，荷兰人宋克又用十五匹粗麻布，换取了本岛一块地方，建立了普罗文查城，中国人称为赤坎城。

　　（就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同时，在地球的另一边，宋克先生的同胞们以价值24美元的小零碎从北美印地安人手中换取了一块毗邻大西洋的土地，当年矗立在那块土地上的城市，今天叫纽约。）

　　热兰遮城并不是一座“城”，荷兰语它是一个“kasteel”，即“城堡、要塞”的意思。它在本质上是一座欧洲式的城堡而非中国城市，这也可以理解中国军队后来为什么没能一举攻下这座“城”。

　　热兰遮城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即核心城堡于1624年动工，1632年竣工，外城则于1641年全部完成。总共耗费了18年。据历史文献记载，内城为方形，坐北朝南，共三层建筑，墙高约30英尺，厚4英尺，顶楼四角建有突出60码的棱堡，壁厚6英尺，附建有了望塔。城基广方276丈6尺，顶层和二层均有胸墙，顶层设重炮位15座，南北各挖有通海的深井，以防火攻。二层各边有中圆堡，亦可置炮位。北侧有小门及砖梯，可下至地下室及弹药库。外城较低，搭接于内城西北角，壁厚3尺8寸4分，胸墙高4尺，西北角及西南角亦有棱堡突出。根据近年实测，内城轮廓约为115×115米，外城为165×77米，内城砖厚1寸2分，外城1寸5分，均以糖水糯米汁捣蛎灰及砂制成三合土制作而成，非常坚固，这里也成为荷兰人在台湾的总督驻地和军事中心。

　　随着时间的流逝，热兰遮城堡东面的沙滩上，一些当地平民慢慢聚集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集市，这才是真正的“热兰遮城”，中文译名是“热兰遮镇”。后来郑成功收复台湾战役时此地首先被郑军攻占，以后漫长的围城战所攻击的，就是“kasteelzeelandia”。

　　普罗文查城坐落在台湾本岛上，与热兰遮城隔台江相望，它设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联系内地，军事上的规模不如热兰遮。此城实际上是由一座大台和西南角两座小台组成，大台上有一座荷兰式三层楼建筑，四隅建有宝塔式了望亭。城的入口设于西面中央，东西南北各设有炮座。据史料记载全楼周长45丈3尺（实测141.5米），楼高三丈六尺有奇，城内也有地窖和水井，外壁厚180公分。普罗文查城前方即为码头。

　　通过这两座城，荷兰人开始在今后若干年内陆续向台湾内陆渗透。然而此时荷兰人在台湾最大的敌人却并不是当地土著高山人，也不是汉人，而是为数只有几百的西班牙人（在很多时候，一个拥有野心的侏儒比一个温文尔雅的大汉更有威胁）。在荷兰人对台湾开始经营时，盘踞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也对此做出了反应。1626年，即荷兰人侵入台湾的第三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派遣了十四条船和300人的陆战队在台湾北部的基隆地带登陆，他们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堡垒圣萨尔瓦并以此为据点在两年内控制了淡水地区。1642年，菲律宾爆发民族起义，驻台西班牙军队大部被调回，这就给盘踞在南部的荷兰人一个机会。这年8月，热兰遮城派出了北伐军，包括陆军士兵1100人，四艘大中型战舰和九

　　艘小型战舰，此时西班牙全部守军只有180人。在这种情况下，当荷兰人兵临城下的时候，西班牙人选择了体面的投降。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曾试图“收复”北台湾殖民地，然而很快巴达维亚的荷兰舰队出现在马尼拉本港外，自顾不暇的情况下，这个计划当然无从提起了。就这样，自1642年起，台湾事实上被荷兰人独占了，直到郑成功大军到来长达二十多年时间里，荷兰人在这里逐渐完善了统治机构，台湾成了荷兰人的“东北亚明珠”。荷兰人窃据台湾后，利用台湾岛有利的地理位置，通过垄断贸易、苛捐杂税和武装抢劫等当时欧洲人流行的“商业方法”，很快获取了巨额的利润。据统计，在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众多商馆中，台湾商馆上交的利润位居第二。（在他们“生意”最好的几年，每年平均从台湾获取40万荷兰盾的纯利润，荷兰盾是金币，50盾含一盎司黄金，40万荷兰盾仅从贵金属角度讲就包含八千盎司黄金约248.8公斤的纯金。从购买力来说，当时192荷兰盾能买2吨黄油。）仅仅是同中国做生意的若干个国家中的一员就获得了如此多的收益，那么如果能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岂不是更能发财？连年高额利润冲昏了荷兰人的头脑，他们再次决定以武力为要挟，要求中国人把所有的对外贸易全部交给荷兰人垄断。于是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每当西方殖民者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他们就会试图独占中国的对外贸易，这种我们看起来很荒谬的想法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实属正常。就在荷兰人发动这场战争后若干年，英国人也同样的理由和方式发动了第一次英荷战争。

　　5、郑氏集团

　　崇祯六年，即公元1633年的明荷之战，是以“七七事变”开始的，这年七月七日，荷兰人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也没有进行任何事先的宣战，就向明朝发动了突然的进攻（荷兰人偷袭厦门时郑芝龙曾派人去询问为何开战，荷兰人只答复说有“充分理由”开战，却说不出具体理由）。但荷兰人并没有想到，他们将要面对的敌人，并不仅仅是明朝海防卫所序列里的正规军队，还包括一支新近崛起的民间武装力量，而在许多情况下，民间武装的反应烈度，是超过官方力量的。

　　这支民间武装的首领即是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当年明朝开国之时朱元璋曾经将日本列为不征之国，因此即使是倭寇闹得再凶，即使是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明朝皇帝也从未想到过进攻日本。反而是一群半商半盗的中国平民，具体来说就是以后来的“开台王”颜思齐为首的二十八名海盗，曾经想到过要占领日本，并以此为基地“徐图中原”。郑芝龙，就是这二十八人中最年轻的一位。颜思齐等人约定于天启四年（1624）的八月十五日起兵倒幕，不料消息走漏，日本幕府派兵来捉拿，他们只得匆匆逃走，在幕府士兵的包围中杀开一条血路，无一落网。一年后颜思齐亡故，郑芝龙继任。在他的领导下，这个集团的规模急剧膨胀。据记载：“郑芝龙之初起也，不过数十船耳，至丙寅（天启六年，1626年）而有一百二十只，丁卯遂至七百。今（崇祯初年）并诸种贼计之，船且千矣。”这与荷兰人记载郑芝龙在1627年有船四百只，人员七万，1628年6月“海贼一官拥帆船一千艘”是大体一致的。

　　而且，郑芝龙集团很快披上了官方的外衣，从一开始他们就与寻常盗匪不同，在大陆沿海作战期间，不杀不抢，甚至还开仓赈济灾民，他们一再表明自己不是恶匪并多次击败明军围剿部队后，明朝被迫进行招安。郑芝龙等的就是这个，虽然官职不大，但他从此就有了合法身份。打着朝廷的旗号，郑芝龙率领着这支不要明朝一分钱的强悍武装，通过一系列“剿匪作战”，彻底扫平了当时东南沿海的大海盗李魁奇等竞争对手，一举成了当时东亚地区的超级海上势力，能与之抗衡的，只有荷兰人和海盗刘香的联合力量。早在郑芝龙招安之前，郑氏集团与荷兰人就交过手，那是1627年，第二任荷兰台湾总督迪韦特（Geranddewith）曾发兵攻击在福建铜山的郑芝龙，企图削弱其势力。这次攻击结果是，“司令到达该处后，遭受海贼火船猛烈攻击，只好率领维蕾德号、伊拉斯莫斯号，不发一炮，逃往爪哇，临走前命令其他快艇和帆船返回此地（台湾）。但是前面已经提到，迄今尚无一人回来。”参加这次攻击的荷军差点全军覆没，因此，虽然后来双方关系有所缓和，但当1633年战争爆发时，荷兰人还是对他们下了毒手。

　　6、大战料罗湾

　　1633年7月7日，新任荷兰台湾长官普特曼斯率领以密德堡号为旗舰的十三艘荷兰战舰，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明朝管辖的南澳发起了进攻。明南澳守军立即还击，激战中，明把总（守备队长）范汝耀受重伤，17名明军将士阵亡，而荷兰军亦有相当伤亡，不得不解围北上。7月12日，荷兰舰队来到厦门，当时厦门港内停泊着几十艘明廷和郑芝龙军的待修船只。此时南澳战斗的消息尚未传来，明军厦门守将张永产正在泉州操办器械，郑芝龙也正在率主力部队在福宁剿匪。因此荷兰舰队到来进行偷袭时时，中国方面实际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结果，荷兰人一举烧毁和击沉了中国方面的15艘舰船（郑军10，明廷5），并登岸“大掠”。偷袭得手后，荷兰人封锁了厦门湾，强迫金厦附近的村庄向荷兰人进贡猪牛等物，并威胁中国方面开放贸易。

　　7月26日，中国方面的答复来了，荷兰人提的条件是中国方面立即停止同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贸易，只能与荷兰人贸易，否则将再度开战。中国方面的答复是：荷兰人先赔偿战争损失，退回大员，然后才有可能谈判商务方面的问题。这种谈判纯属鸡同鸭讲，没有可能成功。荷兰人再次进攻厦门，游击张永产和同安知县熊汝霖督度明军迎击，荷军败退，10余名荷兰士兵被杀。明朝海军追至外洋，因风向不利，经两昼夜未能接敌而回。败退的荷军在海上游弋二十余日，不敢再攻厦门，于是转而从料罗湾进窥海澄境，海澄知县梁兆阳率兵夜渡金门浯屿，袭破荷军，焚其小舟三艘，获五艘。浯屿之战后，荷兰人由于接连吃亏不敢贸然进犯，明朝地方管员也在等待朝廷对于这次明显不是小打小闹的冲突的处理意见，因此在整个八九月份的台风间隙里，明荷双方只保持小范围的接触。

　　9月22日，福建巡抚邹维琏接到圣旨，崇祯皇帝严令惩荷。邹维琏立即飞谕各地文武将吏，不许再谈“互市”二字，“誓以一身拼死当夷”。10月12日，邹维琏自省城抵达漳州，檄调诸将，大集舟师。以郑芝龙为先锋，高应岳为左翼，张永产为右翼，王尚忠为游兵，吴震元、陈梦珠记功散赏。安排停当后，散发海战方略给各位将领。10月15日，他亲自渡过海澄，誓师督战。厦门之战损失最重当属郑芝龙，损失的人马既是部下又是绿林兄弟，因此，除了明朝官方安排的赏格外，郑芝龙本人动用了江湖令。他用自己的私人金库对手下发出赏格：参战者每人给银二两，若战事延长，额外增给五两。每只火船16人，若烧了荷兰船，给银二百两（16人分），一个荷兰人头给银五十两。考虑到当时朝廷的七品官月俸，相当今天县处级干部的月工资也不过白银五两左右，这个赏格相当之高。高赏格加上江湖义气激起的愤怒，使得郑芝龙的部下士气高涨。在明方积极备战时，荷兰人也不敢怠慢，他们招来了郑芝龙的对头大海盗刘香为增援。刘香带来了战船五十余只。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双方重兵集团互相搜索，互寻战机。直到1633年10月22日，最终爆发了料罗湾大战。

　　这是一个寂静的黎明，得到可*情报的明军主力一百五十艘战船悄悄开到了金门岛南部的料罗湾口，在那里，正停泊着荷兰－刘香联合舰队的全部主力。当发现明军来袭时，荷刘舰队摆开了一个荷兰战舰居中，海盗船四散策应的防御阵形，明军舰队则在料罗湾东南角展开，以郑芝龙部队为先锋，顺东风采取了两路突击，黑虎掏心的战术。按照事先布置，明军主力部队全部直奔荷兰舰队，只以辅助部队对付海盗船。同时，他们采用了荷兰人在欧洲战场从未见过的打法――火海战术。明军150艘战船中，只有50艘是炮舰，其余100条小船清一色的火船，随着一声令下，在大船火炮掩护下，百条火船蜂拥而上搭钩点火。欧洲人使用火船最多只几条，即使在欧洲算是使用火船一流行家的荷兰人也从来没有遭遇过这种火船铺天盖地蜂拥而上的场面。在这种情况下的战斗，结果不会有什么悬念，一阵喧嚣过后，参战的全部九艘荷兰大型战舰中，两艘刚一开战即被火船搭住焚毁，另外两艘则在炮战中被硬碰硬的击沉，此外又被俘一艘，其余几艘全部在受重伤后逃走。荷兰舰只尚且如此，何况刘香的海盗船，参战的刘香战船五十艘，全军覆没在了料罗湾。料罗湾大战是荷兰人在远东空前的惨败，福建巡扶邹维琏在战后的奏捷书中写到：“此一举也，生擒夷酋一伪王、夷党数头目，烧沉夷众以千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斩夷首二十级，烧夷甲格巨舰五只，夺夷甲板巨舰一只，击破配夷贼小舟五十余只，……闽粤自来红夷以来，数十年间，此举创闻。”荷兰方面自报阵亡八十三人，台湾总督兼舰队司令普特曼斯在海战后即辞去总司令之职。

　　7、最后的余波

　　料罗湾大战后，明军乘胜追击，又连续与荷兰人发生小规模海战，一直打到荷兰不敢再骚扰中国沿海为止。而郑芝龙则死咬刘香不放，“一破之于石尾，再破之于定海，三破之于广河，四破之于白鸽，五破之于大担，六破之于钱澳。”最后将刘香逼得在决战中自焚溺死。

　　6年后的1639年，不服气的荷兰人又派朗必即里哥率大型战舰九艘骚扰中国沿海，多次击败中国水师的小型船队，但最终又被郑芝龙遣人携带盛满火药的竹筒泅水攻击，一连焚毁五艘，朗必即里哥大败而回。直到此时，荷兰人才最终认输，彼此在海上不敢与明军对垒二十余年，也再不敢提垄断中国对外贸易这件事了。这样，明郑舰队最终夺取了从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当时凡航行在东亚地区的船只，都必须花钱购买明郑的令旗，若无此旗，在东亚海面被拦截的概率超过50%，若只在福建沿海，则100%被拦截。最后就连台湾的荷兰人都不得不偷偷地以日本船的名义购买令旗，这对只习惯给别国开通行证的荷兰人来讲，真可说是空前绝后的事情了。正在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在明郑和平的笼罩下平稳发展的时候，在中国的北方，发生了重大的历史事件。1644年初，一位被解聘的前邮局职工李自成率兵攻陷了北京城，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在煤山自缢，明亡。一个月后，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郑氏集团很快被卷入了这场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中。当然，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前段时间我看到<百家讲坛> 有篇关于满清的文章。

　　满清是中国最伟大的朝代，它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和现代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没有满清哪有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牢记满清以及清十二帝的历史功绩。

　　政治：清代明是历史的必然，满清用区区数百万人口可以统治上亿人口的华夏，是实行"仁政"并深入人心的历史客观现象。虽然后来小日本也想模仿，但没有学到满清的"宽厚胸怀"而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这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虽然贯穿整个满清暴动就从没中断过，但历史证明他们都是逆时代潮流的跳梁小丑，必将为后世所唾弃。

　　“留头不留发”是不准确的，毕竟后脑勺还准许留一小撮，满清可没强迫谁剃光头!!!

　　大臣自称“奴才”是时代进步的象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不见得是永恒的真理。

　　外交：满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受外邦欢迎的朝代，它使万国来贺，汉唐明时他们不过是拿些小礼品以及虚幻赞美之词来敷衍，而清时他们用的是大炮来问候，此等气势何等威武，此等气吞山河试问哪朝哪代有如此雄壮。

　　中国最伟大的女主慈禧派遣学者留学西洋，汉武帝派遣张骞不过才到中亚，明成祖时郑和也只到非洲，而慈禧的学者则环绕了地球，远非张骞、郑和可比。

　　虽然康熙在《尼布楚条约》开启了把地盘当礼品的先河，甚至把一部分东北满人的发祥地都做成了礼物，但我们必须客观清醒认识到那不过是泱泱中华的一小部分而已，蚕食毕竟是缓慢的，大大的桑叶估计几千年也未必啃完。但是蚕食实在是太慢了，于是他们后来用条约来付诸实施，用几千年老前辈的资本来“量中华之物力,结予国之欢心”，没钱的给钱，没地的割地，此等大公无私的精神何人能及?我们应该认识到在19世纪满清是为地球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的!

　　经济：满清有我们最为骄傲的“康乾盛世”，上承汉唐，下启共和，可惜我满清遗留下来的万年财富竟被腐朽的民国糟蹋的干干净净，乃至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一贫如洗。

　　我们清史专家明明考证出康乾盛世的***P至少占世界的一半以上，但当时的西方使者马嘎尔尼等居然写道“士兵拿着生锈的大刀...军队象叫花子一样衣衫褴褛...妇女没有衣服穿...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这个评价与马克波罗、利玛窦等对元明的评价相差甚远，很明显持双重标准，此等险恶用心我们鄙视之。

　　更荒谬的是那个姓马的竟然能够不负责任地论断：“这个帝国必将是野蛮、落后的”？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当我们伟大的清史教育专家阎老先生向欧美六所大学兜售"康乾盛世"并申请研究经费时居然全部被拒,而且还遭到一位美国汉学家的讥讽:"这不是中国的黄金时期,而是最黑暗的时期!"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满清不过恢复了农奴制度，还远没达到原始社会的地步。明朝虽然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失败的，是注定要亡国的，虽然明朝的灭亡是历史上的最大悲剧！商朝也就不过能做几个青铜器，写几个甲骨文，哪赶得上我满清的先进!从商到明，试问哪个朝代有我满清养的人口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永恒的真理。

　　科技：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崇拜西洋科技的帝王，并亲手加以钻研，但研究成果发现那不过都是些“奇技淫巧”，于是他怀着强烈的爱国激情下令禁止此等"污浊之术"以免腐蚀国人纯朴的心灵。

　　“满清没有任何科技发明”是荒谬的，康熙时就发明了最早的机关枪－连火铳，虽然发明者戴梓连同他的发明因政治事件一起被流放，但这不能怪康熙，谁叫他居然比康熙还聪明。

　　满清对古董文物的保护是得力的也是先进的，清兵将埋在地下数百年的明朝火炮刨出来，居然用起来比当时的火炮还顺手，这恐怕连我们今天的文物保护技术都自叹不如。

　　落后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落后，于是满清本着高瞻远瞩的远大眼光，开创了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书写了崭新的篇章。

　　文化：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才华的帝王，他一人作诗四万多首，已堪比全唐诗集，乾隆的"御诗"(一首):

　　一片二片三四片,

　　五片六片七八片.

　　九片十片十一片,

　　洒落花丛都不见.

　　等千古绝唱足以令李白杜甫们汗颜。阎**说乾隆的诗词造诣和杜甫有得一比但在数量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古典名著之首的《红楼梦》创作于满清，他有力地批判了满清的没落论。《四库全书》堪比《永乐大典》，但这一旷世奇书居然被诬蔑为“毁书甚于编书”，其实《四库全书》最多也只改了一半。满清还为当今的英语词汇重彩浓墨书写一笔了的,"pigtail"就是西方为了突显"满清特色"而创造的新单词,丰富了日常英语词汇,此等"高规格"待遇放眼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

　　军事：康熙大帝教导我们：“骑射乃满洲根本”，虽然弓箭威力比两千年前秦汉的弩箭还差点，但好歹也比原始社会的弓箭强大，客观上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一种进步。

　　虽然清兵入关之初一不小心也屠了不少城，但后来满清官兵明显意识到这是不对的，于是八旗子弟息兵偃武。对于西方那些野蛮人的粗鲁挑衅，我满清自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宽大胸怀。

　　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数万拿着大刀长矛的清军面对数千怀抱洋抢洋炮的鬼子，在“保满清，不保中国”的激励下毫不退缩，它书写了满洲人民不畏强敌的万年风骨。

　　某些不怀好意的科学家居然考证出清兵得利于明末的世界性鼠疫，这显然是对我八旗铁骑的侮辱，堂堂辫子兵怎么可能在虫子的帮助下夺得天下？“明亡清兴”早已在史书上勾勒得明明白白。

　　思想：清末的新思想浪潮是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再现，这没有满清数百年的思想开放是做不到的，文字狱只不过是定了一种游戏规则，世上只有相对没有绝对。

　　后世影响：古有贞观遗风，今有满清遗风，满清在思想、文化上留给了我们无穷的财富，它为我们今天的电视工作者规划了制作蓝本，丰富了娱乐资源，推动了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还珠》再现了与民同乐的君民和谐气氛，一部唐戏更体现了我满清的辫子不是那么容易被剪掉。

　　我们庆幸我们今天的疆域远比秦朝的要大，虽然蒙元的更大，但它除了一堆马粪什么都没留下。满清的版图相比千年前的汉唐更接近我们今天的版图，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历史可以没有汉唐但不能没有满清。虽然后来大都成了西方的殖民地，但可恶的是后来继任者居然仅要回了大部，还是丢了北边那块，如果我满清“再活五百年”保证一个不剩。

　　满清只有圣明之君没有昏庸之君，康熙、雍正岂是明朝的万历、天启所能比拟，田忌赛马式的比较更能显示人类的智商无与伦比。

　　康熙大帝的“擒鳌拜、平三蕃”足可称为划时代的历史伟绩，千古一帝道光大帝开启了中华近代史的绚丽篇章，咸丰大帝树立了满清无昏君的光辉典范，宣统大帝成就了不做亡国奴的帝王楷模。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满清的千古功绩，如此伟大的帝国怎么可能一夜间被打得满地找牙？积累的千年财富怎么会转眼就到了别人的腰包？肯定有人篡改了历史！质疑“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还远远不够，我们要重新考证鸦片战争究竟是谁打赢了？南京条约的赔款到底是谁赔给谁？马关条约的200000000两白银是否多了几个零？最后还应该考证满清是否真的灭亡!

　　在这点上一个城市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一边是“九一八”的警钟长鸣，一边是清十二帝的丰功伟绩。那十二座铮铮铁骨、英明神武的铜像哪是杨靖宇赵一曼等肉身所能比拟，它揭露了国民党***派的腐朽和满清盛世的辉煌，民国推翻满清是历史的倒退，“梦回满清”是我们每一个满清后代的神往，没有满清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复兴！紫气必将东来！！（只是不清楚它的东边究竟是谁!?）

　　当西方史学界只承认汉唐盛世而不承认康乾盛世的时候，伟大的爱国主义清史教育家阎老先生拍案而起：这是对中国一个黄金王朝的轻视蔑视以及歧视，它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它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它的国号成了我们清史专家永远的意淫！！！

　　特此声明：有些恶搞之处可能会引起某些汉服志士的反感，但本人绝无恶意！兴汉才刚刚开始！其实我别无他意，只为娱乐一下，让大家放松放松！而有些内容也是从其他地方摘抄过来的！有些严肃之士可能会反感，但请各位汉服志士不要介意我的品头论足及一家之词！其实“甲申国难”一直都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是无法忘却的国耻，是不能用来戏说的！但历史已成过去，只有引以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汉服不兴吾心不死在有生之年！兴汉事业任重而道远！

　　按：这是我近期看到的有关民主的最好的一篇文章，录此与友人共赏。

　　一，谁在妖魔化民主？

　　上个世纪初，生活在苦难中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发出了要用“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救国的时代最强音，从那以后，无数的仁人志士都以追求民主为己任，前赴后继。然而，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仍然在追寻民主的道路上步履维艰，踽踽独行。

　　如果说上个世纪初的前辈先烈们是靠自己的远见卓识大胆地给病入膏肓的祖国开出了“民主”和“科学”两幅猛药，带有一定的冒险性的话，那么百年后的今天，全世界的实践都已经证明：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地理差异，不管历史背景，更不用说文化的异同，民主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社会和谐安定、人民幸福安康的最基本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年历史向我们展示的是“历史的终结”。

　　从中国百年的历史看，虽然风云变幻莫测，政治人物粉墨登场，知识分子各领风骚，人民群众被一次一次激动和发动起来，但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于逆历史潮流地公开宣称：中国不需要民主和科学。

　　与此情况相反的是，百年来所有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政治人物没有一个不是高举着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从国民党到QQ共QQ产QQ党……民主大旗一直被高举，庄严的承诺一直在重复，然而，百年过去了，我们离民主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

　　无论远近都不是问题，历史的大趋势即使被暂时阻挡，也只是时间问题。然而，让人忧心的是，经过百年的奋斗，民主始终没有实现不说，“德”先生却在中国被彻底妖魔化了。民主不但被套上西方的标签，而且，民主是与帝国主义干涉他国内政，用来分裂祖国划上等号的，民主是绝对不会有高速的经济发展的，民主也是安定团结、稳定与和谐的死敌……

　　百年的统治者几乎无不用民主的旗帜号召人民，凝聚人气，但当他们用民主作为武器夺取了政权的时候，却再也不肯放弃绝对的权力。在摇身一变成为人民主人的妖魔化之下，百年来连民主的影子都没有见过的中国普通百姓一听到民主几乎就条件反射，自然而然地把民主与自己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对立起来了。在民众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把自己归队到不适应、不喜欢民主的行列里同时，洋洋得意的统治者又找到了一个阻止民主的借口：这些民众素质比较低，不适合民主。

　　这种一面利用民主为号召夺取政权，取得政权后开始妖魔化民主，可同时还继续玩弄民主以掩耳盗铃，虽然有多方面原因，但其中却脱不掉和民主本身的关系。我认为对民主制度最准确的描述就是那句“这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不坏的制度”，这句话里包含的“最不坏”和“坏”两个内涵，常常让那些从来没有见过民主、对民主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人在追求的过程中失去了方向，又或者在见到真正的民主时却迷失了自己。

　　我能够理解为什么统治者妖魔化民主，也能够充分理解在统治者妖魔化民主下生活的普通民众对民主的误解，但我却对一些精英仅仅从自身眼前利益出发，对民主忽冷忽热，甚至不时歪曲民主的做法无法理解，也不能原谅。

　　二，我所认识的“德”先生

　　我对民主的认识要晚于同时代很多人，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我从北京到地方又到香港，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有了比较深的认识时，我对民主的知识可以说仍然停留在大学课本以及好莱坞电影展示的水平。当然，就算在主要的民主国家生活和工作过后的今天，如果让我说清民主到底是什么，我还是有些力不从心。我想说一下一个对我有比较深影响的朋友的故事。

　　当时在政府共过事的一位年轻的领导常常给我讲西方民主，由于他对中国制度运作了如指掌，加上他的专业就是研究西方民主，所以，当我们在一起时，他对比着中国体制而讲的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常常让我如醉如痴。我不能不承认，他的讲述对于我最后决定离开政府而申请到美国去从事研究工作，借机亲眼见识民主制度起了重大影响。

　　就在我告诉他，我决定要到美国去看一下的时候，他轻松地笑着对我说，他已经拿到去美国自费留学的签证。他说，他辞掉了工作，和单位也脱离关系了。他的话让我大感意外。要知道，他的年纪比我大不了几岁，但在政府的级别却比我高两级，如果不出意外，不要三五年，他将是局长甚至副省长的当然人选。可是一旦辞职，就无法回头了。当时说起西方民主，政府中讨厌体制特别是人事制度的不止他一人，但真正像他这样辞职不干而去自费留学的，在他这个级别几乎找不到第二个。而且我也知道，他属于比较正直的一个人，一直不搞歪门邪道，手里除了工资积蓄，也没有几个钱。正因为这样，我对他肃然起敬。我问他，带老婆孩子一起去？他说，不，不知道那里到底如何，我先过去看看情况。

　　几个月后，我也步他的后尘踏上美国的土地。刚到美国那段日子，每当我感到失落和彷徨时，我常常想起他，用他来鼓励我自己。但由于不在一起，很少见面。只是后来才知道，由于他是学习社会科学的，在美国勤工俭学并不容易，送过外卖，洗过碗，也许还干过一些不愿让人知道的工作。不过，好在他总算坚持下来，也拿到了学位。

　　当我见到获得学位的他时，感觉到他已经完全变了。由于所学的学位专业在美国并不好找工作，他很失落，我自然也听不到他对美国民主的赞扬了。后来，经过一段折腾，弄得几乎身无分文的时候，他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来后，通过以前的老同事和老部下——有些已经是有相当级别和影响的领导干部了，他在广州谋到一个总经理的职位。

　　两年前我们再次相聚在广州，当他知道我在西方每年赚的工资不到他在广州赚的一半的时候，他不再隐瞒自己对西方民主的嘲笑和敌视。他极端的批评让我脸红，他大概误会以为我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尴尬，调侃地说，我们当初不应该出去的，你应该马上回来。……你知道以前那些处长和局长发展得多好？你主张民主，可想了没有，那种民主对你、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中国人不适合民主……

　　我想他误会了我脸红的原因。因为就是眼前这位我一直尊重的兄长般的人物给我灌输了最具体和现实的民主知识，也是他亲口告诉我，在中国的体制下，你没有关系，不使用歪门邪道，不行贿受贿的话，你不可能取得成功。而你如果使用这些手段取得成功，你的生活质量又低贱了，做人的价值也贬值了。也是他向当时还年轻的我说，中国应该走民主之路，民主能够让我们活得有尊严，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稳定……。也是他告诫我，一定要出去走走，去看看，去体会一下那种高质量的民主下的生活……

　　这些年，我曾经理直气壮地面对很多因为自己的利益而抗拒民主的利益集团；也始终没有被根本不知道民主为何物的网友的质疑和辱骂感到失望和气馁过。特别是对于后者，在我说不清道不明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们，民主是无法通过别人的眼睛帮你看，通过别人的嘴巴帮你说清楚的，你得去试，去感受，去实践，去经历，去拥有。

　　可是，我该如何面对这位曾经影响我走上追求民主之路的兄长呢？他当时对我讲述的中国体制和西方民主之比较是以我至今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都无法更好表达出来的。按说，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应该感到尴尬，感到失落。

　　不过，我既没有感到尴尬，也没有感到失落，因为就在我们要分手的时候，这位留学归来的现在过得很好的老友告诉我，他正在办理儿子到美国留学和定居。他说，他一定要让独生的儿子到美国生活，澳洲和加拿大也行，把老婆也一起办过去，他们是他的最爱，这是他最大的愿望！

　　如果说这位朋友在国内时只是通过书本了解了民主制度，从而心里向往，满怀希望投奔民主，却遭遇了各种不适应，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自己从东方到西方，也遭遇了和他不相上下的彷徨和无奈，但我至少还能够分清楚，这种彷徨和无奈并不是由于那个国家的制度引起的，而是由于民族和文化的差异议及生活习惯和环境造成的。

　　对于精英眼中民主的双重性，我是不是没有说清楚？那么，让我再多加一句，当那位朋友无法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那种制度让他无法赚钱，过得也没有在广州当一名精英更滋润的时候，他开始嘲笑和攻击和他的遭遇毫不相干的民主制度。而当他在嘲笑过后，他却又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和我做出的一模一样的决定：把自己最爱的人，尽量送到有民主制度的国度生活。

　　行文到此，我还是无法简单地告诉你民主是个什么东西，但我却从那位和我持相反观点的朋友竟然和我做了同一件事中体悟到，在当今没有民主的地方追求民主的最大动力应该是什么？——是爱！

　　三，把民主当成我的信仰

　　我不知道在我之前有没有人说出这样一句话：把民主当成信仰。但我知道，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估计所有的人都笑了。

　　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人会把追求民主制度当成一种信仰，虽然我们曾经信仰过另外一种社会制度——共产主义，但我们谁都知道那是因为这种制度好像虚无缥缈的神仙一样，永远不会到来，更不会实现。

　　当我把民主当成信仰的时候，最无法理解我的一定是西方那些已经生活在民主体制下的人。对于他们，民主太平常了，它只不过是一种思考方式，一种管理自己的方式，一种生活方式而已，他们绝对不会理解——特别是当我自己随时可以生活在民主制度下时——我怎么会把这么一种见惯不惊的制度当成自己的信仰？！有什么值得信仰的？

　　那些生出来就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不知道有些民族追求民主超过一百年了，所以他们不能理解。而那些追求了一百年都不可得的同胞又何尝不会嘲笑我？大家不是不知道，被权贵们玩弄来玩弄去的民主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简直不亚于人尽可夫的东西。但民主实在是太强大了，这些年竟然让世界上一个又一个专制国家接踵崩溃和瓦解。柔弱的民主不亚于飞机大炮，所以，没有统治者敢真正地抛弃它。他们还需要一块遮羞布。

　　这样一个被反复玩弄了百年之久的民主能够作为一个人的信仰？也许有人会问，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还有没有人把民主当成一种信仰？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很多人把民主当成一种理想，当成一种追求，当然也不乏一部分人把民主当成一种达成理想的手段，包括达成推翻某种制度，建立某种政权的手段，当成一种他们取得权力的工具。至于说到是否有人把民主当成宗教一样的信仰来对待，我实在说不准。如果是以前，我也会嘲笑那种把民主当成信仰的可笑之人。

　　但现在，我自己成了这样一个可笑之人。活了半辈子，我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还算是公平的，只要你不计成本，愿意付出努力、汗水、辛苦、智慧或者人格和尊严，你总能够得到想要的。——拥有用不完的金钱并不难，大多数人在死的时候银行里都放着他们挣了一辈子，却舍不得用或者没有来得及花费的金钱；拥有两套房子……；或者拥有一本外国护照，一定的地位，可以用来保护自己家人的权力……；以及拥有一个或者几个情人，这些都不是那么难，——可是，无论你多么努力，无论你愿意付出多少，你却无法保证自己能够拥有一种信仰。这道理其实很简单，你没有办法强迫自己去相信一种东西。

　　每一次看到那些有信仰的人，我都自惭形秽，看到他们在上帝和佛祖的关照下，平静地对待生，平和地看待死，我惴惴然；看到那些受压迫的有信仰者在众人歧视的目光下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地抗争，我无地自容；看到那些有信仰的人执著地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时候，我更是一次次陷入沉思。

　　小时候我也曾经被人灌输过信仰，而且也自认为曾经真心地相信过。那种信仰破灭后，发现自己再也无法相信。我曾经彷徨在佛庙和教堂外面，一次又一次地强迫自己接受佛祖和上帝，最后只能一次次对自己失望。

　　而民主成为我的信仰却是如此的自然，自然得有些不可思议。走了那么多路，探索了那么多地方，最后连自己也迷失了，忘记了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直到那一天决定把孩子留在西方民主制度下生活的时候，才猛然发现，自己一直在为所爱的人寻找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和制度。

　　从那一刻起，一切大话和空话变得都那么无足轻重，问题只是，我所爱的人应该生活在一个有人权，有民主和法制的地方，那么，我热爱的国家里所有的同胞为什么不能都生活在一个民主、法制和人权的国家？

　　如果我不是出生于农村，不是在从北京到地方都工作过，如果不了解国情，不了解外面的民主，也许我没有发言权，但我的认识和经验让我坚信，中国不但适合民主，而且早就应该民主了。一百多年来，民主无法进入中国的主要原因，不是民众不想要或者他们不适合民主制度，而是那些想继续当人民的主人的当权者和利益集团竭尽所能，一次又一次地把民主扼杀于摇篮。而被妖魔化的民主由于始终没有成为哪怕那些追求它的人们的信仰，结果也就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可是，我却越来越坚信，民主能够让中国更加富强，人民生活更加稳定和安康，社会更加和谐和公平——就这样，民主悄然成为我的信仰。

　　当我把民主追求当成信仰的时候，我立即感觉到信仰的力量。你不必顾忌别人对你说三到四，甚至辱骂；你不会把信仰当成阶梯和垫脚石，去追求那些世俗的荣耀和权力；当你的信仰一时无法实现时，你也不会灰心丧气，你会继续尽自己力所能及做一些事情……

　　更重要的是，当你把民主当成信仰的时候，你就会坚信：这种制度一定会光顾到你爱的所有人身上，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

　　2008-5-4青年节

　　　近年，韩国对于申遗非常积极，除了将“端午祭”申遗成功、将“中医”改头换面为“韩医”的申遗工作也正在开展外，现在又将申遗项目投向了书法——甚至提出要废除中国“书法”、日本“书道”等名称，而统一使用韩国的“书艺”。为此，上海著名作家赵丽宏日前在两会上提出了“将中国书法艺术向联合国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呼吁和提案。

　　书法作为中国特有的艺术，向来被视为中国各类造型艺术和表现艺术的灵魂，如今提出“中国书法应当申遗”的不在少数，难道中国书法已经濒危到需要“申遗”的地步了吗？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书法界人士。

　　关于书法申遗

　　问题申遗意义何在？

　　韩国书艺申遗的种种说法夺人眼球，但艺术评论家徐建融一针见血地指出：“‘书法’、‘书道’、‘书艺’都是不同的称呼，所谓‘王羲之的《兰亭序》是写在高丽纸上’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高丽纸是在明代才传入中国的。”然而，端午节却被韩国以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因而韩国也可以如法炮制地将书法改为“书艺”申遗。“这与抢注商标差不多。”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卢辅圣哑然失笑，“其实，书法申遗可以促使机制完备，提醒国民重视自己的文化。”海南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弘陶也表示：“申遗是对书法的有效保护，同时也可以激励后人传承、发展。”

　　种种迹象表明，韩国大张旗鼓提出书法申遗显然是对当代中国书法水准与价值的质疑。在此情况下，北京大学书法所副所长王岳川认为，不能忽略国际之间微妙的“文化竞争”，“中国文化在面对整个世界的时候是被遮蔽于日本、韩国等现代化国家后面的。应当重新认识书法在文化战略中的位置，‘书法申遗’是主动应对文化危机，一方面可以扩大书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推出悠久的书法传统文化和数千年的书法精神史，因此，‘书法申遗’不仅对书法有益，对文化更有益。”

　　问题申遗是否必要？

　　赵丽宏此次在两会中的首份提案“建议政府为中国书法申遗”引起广泛关注。书法在中国已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即便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据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份调查表明，中国书法近年来第一次超过京剧成为海外人士辨别中国的文化符号。不论中国书坛当下是衰微还是兴旺，众专家在接受采访时一致认为，中国依然是书法的大本营。那么，中国书法还有必要申遗吗？

　　弘陶表示：“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最有资格申遗的就是中国书法，为何不申报呢？”王岳川则强调：“如果书法被韩国或日本抢先成功申遗，我们再去跟人家争谁是书法的原创国，这将是使所有中国人蒙羞的事情。当邻国们纷纷供出自己的祖先牌位，甚至把我们祖先的原创变成他们的东西时，我们应当捍卫自己的文化权利。”

　　虽然专家普遍认为书法申遗是好事，但不少人还是觉得并非“必要”，上海书法家协会秘书长戴小京反问道：“如果书法没有了，申了遗又能怎样？这只是一个面子问题。关键在于最好的书法在哪里，这需要落实于具体工作。”徐建融也提出了同样的疑惑：“大多数人都认为申遗是在为‘活化石’保留历史记录，如果仅仅为了这个理由，那么书法申遗的价值已经失去了一半。显然，登记不是目的，书法在中国并非濒临失传，通过申遗使书法在现实中发扬光大，这才是责任所在。”

　　关于书法现状

　　问题衰微还是兴旺？

　　书法申遗的提出，给人更多的困惑在于中国书法是否已经到了濒危状态？据了解，中国书协的会员有六千多人，各省市书法家协会的会员有十万人，全国各个县的书法家协会会员有百万人，全国喜欢书法、学习书法的不少于一亿人。卢辅圣作了个比较：“上海美协现有一千多人，但是它有十一个门类；上海书协现有会员也是一千余人，它仅此一个门类，由此可见，中国书法并非衰微而是兴旺。”

　　“所谓的衰微，是毛笔作为书写工具被钢笔、圆珠笔乃至现在的电脑所取代。”弘陶指出，作为一门纯粹的艺术，书法的用途更为广泛，“不仅在展厅，甚至在装潢、设计之中，无不出现书法所呈现的独特视觉魅力。”尽管全国习书人数过亿，但是徐建融指出：“这支大军中多是中小学生和老人，16岁到50岁之间的书写者是个断档，中小学生和老人的书法热也仅是建立在兴趣的基础上，这种情况不容乐观。”

　　问题技术大于精神？

　　书法被称为纸上的音乐和舞蹈，书法的美建立在线条章法、形体结构之上。然而，中国书坛如今在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却暴露出一些令人担忧的通病：用笔漂浮、软绵绵，结构上喜写“丑”字，章法处理过于大胆……但盲目追求技术层面的处理和外形的设计，往往以造型的视觉效果掩盖书法的内在意蕴——这恰恰与传统书法的精髓相背离。“从申遗方面来说，书法的定位应该是传统的、文化的和精神的，否则现代的各类艺术形式都可以申遗了。”王岳川指出，“书法申遗的关键在于展现书法传承千年的精神传统和文化血脉。”

　　“书法的造型和抒情一直是并驾齐驱的，其完美结合的背后需要付出池水尽墨的艰辛，而这点却是大部分人所忽略的。”戴小京说：“现在有些人想象丰富，却没有深厚的功力付诸实践；有些人热衷炒作，看似有名但作品却没有高度。”

　　正是现代书法的这种背离导致了中国书法在众多使用书法的国家中处于边缘位置。王岳川介绍，新加坡在1988年就成立了国际书法家协会；韩国认为，中国书法在十年之后的发展将逊于韩国；日本一直认为只有日本的现代书法作品才能得到西方的认同，比如著名书法家手岛右卿的《崩坏》。

　　问题书法大家何在？

　　事实上，中国书法表面兴旺的背后隐藏着种种问题，若书法申遗成功，它的传承人是谁，如今的中国书坛真正的书法大家又是谁？王岳川说：“在群众书法和书法大家之间出现了空洞，当代书法家中书法大师仍然罕见。”

　　“其实，书法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必备品，是一种文化修养。”卢辅圣说，“如今，书法已经成为独立的艺术，不再与人的文化画等号，书法的高度和深度很难建立。”更重要的是，如今的书法者必须承受生存的压力。徐建融指出，古代书法家多是有着一官半职或家底殷实的文人，不为生计犯愁，“如今的书法者却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随时面临失去工作的压力，这让习书者缺乏了钻研的动力。”

　　问题培育土壤流失？

　　虽然书法的实用功能消退了，但是它的艺术表现功能，精神、文化的交流功能依然存在，这也是书法普及的意义所在。那么，现实中的普及又是如何呢？戴小京表示：“只有在书法这片土壤不流失的情况下，才会产生书法苗子和书法大家。但是，现在上海书协根本招不到25岁以下的年轻会员，随着最后一位书法家的退休，上海中国画院就再也没有专职书法家了。”

　　虽然国家已经将书法纳入教育课程，但是现状依然是可有可无。书法课被其他的主课所取代，虽然有人建议将书法列入升学参考指标以此加强学生对于书法的重视，但如此一来，学生只会觉得不堪重负根本无法领会书法的精神所在。戴小京说：“我不止一次地向有关部门呼吁，书法不应只是兴趣活动，应当成文化工程来抓，但是几次三番递交的提案都没有被重视。”

　　太多的功利性使得许多人练习书法的目的仅仅是把字写好，却无法提高到文化、精神的高度。

　　问题好字不如烂画？

　　书画同源，绘画从书法中吸取了大量的经验和技巧。在西方，就连毕加索这样的绘画大师都说：“如果我生为中国人，我会作书法家，而不是画家。”然而，现在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好字不如烂画”——即便是画中的题字，也从原先书与画线条的配合呼应衍变成一种点缀。在大众对于艺术品价格普遍看重的今天，这样的论调对于书法而言是一种冲击。

　　戴小京指出：“相对绘画，书法在艺术品市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才更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价格。去年年底，王铎的一幅作品就在西泠印社以1691万元成交，书法拍卖呈上升趋势，这种上升并未掺杂人为的操作和追捧。”徐建融表示：“书法的价格与价值是不成正比的，因为书法容易成为一件作品，所以才会导致在市场上单件价格偏低，如果一个书法家将一生的作品全部卖出，那么他所创造的价格可能不是一个画家能比得了的。这好比水和鱼翅，鱼翅难以得到，所以价格高，水却很容易得到，但是鱼翅并非我们必需的，而水却是我们离不开的。”

　　经过几千年各地区之间各类形式的人口迁移,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属于多族群国家。有的国家从历史上延续下来就是多族群结构的政治实体,在跨国境的移民过程中,从境外迁来的少数族群中也有一些成员得到了迁入国政府的公民身份。在有些国家(如西欧国家),迁来的外籍人已经在当地居住了几十年甚至生育了下一代,他们虽然没有得到迁入国的公民资格或“永久居留权”,但是在事实上,他们在居住国当地社会生活中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甚至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具有以上这些状况的社会都应被视为多族群社会。

　　在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多种族、多族群政治实体中,它的政治领袖和社会精英都面临着如何处理这个政治实体内部(联邦、国家)不同族群的法律地位和基本权利的问题;面临着如何看待存在于族群之间的各种结构差异(教育、行业、职业、收入等)和文化差异(语言、宗教、习俗等)的问题;面临着如何认识族群的存在与演变(观念和理论),以及政府今后应当如何引导族际关系的发展方向(战略和方法)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的族群关系处理得好,这个国家就可以通过内部的积极整合来不断加强全体公民的凝聚力,从而降低社会管理与运行的成本,提高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效率,在经济上变得强大昌盛。在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良性发展的社会中,所有族群将分享经济发展和国家强大所带来的成果,尽管在各种利益的分配上不可能达到绝对均等,但在一定意义上,所有族群都将是这个博弈过程中的“赢家”。

　　如果一个国家内部的族际关系处理得不好,这个国家将会由于内部矛盾的恶性发展而导致社会离心力不断增强,用于维持社会治安的财力、人力、物力即社会成本会明显提高,这将增加政府开支以及民众的税收负担。如果族群矛盾恶化为公开的政治冲突和分裂运动,那将会使整个社会分崩离析,并有可能导致内战及引发外敌入侵,国家就会急剧衰弱甚至四分五裂,在动乱和战火中本国的经济基础和各项设施都将遭到破坏,这个国家的所有族群将饱尝政治分裂和经济衰败所带来的苦果,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说这个国家所有族群最终都是“输家”。近年来前南斯拉夫地区族群关系的演变及其后果,即是最生动的例子。所以,对于族群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21世纪各国的核心社会问题之一。

　　一、“民族”(Nation)和“族群”(Ethnicgroup)

　　“民族”是目前最常用的中文词汇之一,另一个中文词汇“族群”则是近年来才开始出现在学术文献中,前者的对应英文词汇应当为“Nation”,后者所对应的英文词汇则是“Ethnicgroup”(或Ethnicity)。当我们同时使用“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的提法时,因为前者包含了后者,实际上是把两个层面上的东西用同一个词汇来表述,混淆了两者之间在概念层次上的差别。

　　“Nation”和“Ethnicgroup”在国外文献中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从这两个英文词汇各自出现的时间和具有的内涵来看,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人类群体,表现了不同的历史场景中人类社会所具有的不同的认同形式。“民族”(Nation)与17世纪出现于西欧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政治运动相联系“,族群”(Ethnicgroup)这个词汇则出现于20世纪并在美国使用较多,用于表示多族群国家内部具有不同发展历史、不同文化传统(包括语言、宗教等)甚至不同体质特征但保持内部认同的群体,这些族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被归类于这些社会中的“亚文化群体”。

　　根据以上情况,我曾建议保留“中华民族”(theChinesenation)的提法,同时把56个“民族”在统称时改称为“族群”或“少数族群”(EthnicMinorities),在具体称呼时称作“某族”(如“汉族”、“蒙古族”)而不是“某某民族”(如“汉民族”、“蒙古民族”)。提出这一建议有三个理由:一是我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在社会、文化含义等方面与其他国家(如美国)的少数种族、族群(Racialandethnicminorities)是大致相对应的,改称“族群”可以更准确地反映我国民族结构的实际情况;二是可以避免在两个层面(“中华民族”和下属各“民族”)使用同一个词汇所造成的概念体系混乱;三是当我们讲到中国的56个“民族”和地方“民族主义”并把这些词汇译成英文的Nationalities以及Nationalism时,国外的读者从这些英文词汇中很容易联想为有权利实行“民族自决”并建立“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某种政治实体和分裂主义运动,从而在国际社会造成严重误导。

　　“族群”(Ethnicgroups)作为具有一定文化传统与历史的群体,和作为与固定领土相联系的政治实体的“民族”(Nation)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别。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通过一定的内、外部条件的影响,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处在纯粹的文化群体和纯粹的政治实体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一条“连续统”(Continuum),在这条“连续统”的两端之间存在着无数个中间过渡阶段。在现实社会中,每个国家内部的各个族群就处于这个“连续统”链条的不同位置上,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的引导和外部势力的推动,这些族群或某一个族群在这个“连续统”上会从原有的位置向某个端点的方向移动,它所具有的“政治实体”的性质或者会增强或者会减弱。

　　所以,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是多元和动态的,而不是单一形态和固定不变的。在某些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共同作用下,量变可能产生质变,一些族群确实存在着从现有的国家当中分裂出去的可能性,从“族群”转变为“民族”。在前些年魁北克的公民投票中,如果多数人赞成魁北克独立,魁北克就有可能会脱离加拿大而成为一个新的国家。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讨论“民族”与“族群”这两个词汇的不同,就是因为不同的词汇用法实际上体现出人们在理解和引导族群关系时的不同导向。

　　二、引导族群关系发展的两种政策导向:政治化与文化化

　　在群体认同意识和政治实体边界的演变过程中,政府政策的引导作用非常重要。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各国的情况来看,政府在如何引导族群关系方面大致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政策导向:一种把族群看作是政治集团,强调其整体性、政治权力和“领土”疆域;另一种把族群主要视为文化群体,既承认其成员之间具有某些共性,但更愿意从分散个体的角度来处理族群关系,在强调少数族群的文化特点的同时淡化其政治利益,在人口自然流动的进程中淡化少数族群与其传统居住地之间的历史联系。

　　1.以“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族群”观

　　从历史文献记载看,东亚大陆一直是许多族群共同生息繁衍的土地。在这些族群中,既有中原地区发展较快的“华夏—汉人”,也有居住在周边地区相对发展较慢的“蛮夷狄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族群识别、分野方面最重要的观念是“夷夏之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夷夏之辨”的核心并不是体现于体质、语言等方面在形式上的差别,而主要是指在以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为核心的内在“文化”差别。

　　有的学者指出:“在儒家思想中,‘华’与‘夷’主要是一个文化、礼仪上的分野而不是种族、民族上的界限。……华夷之辨并不含有种族或民族上的排他性,而是对一个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和区分。”换言之,“夷夏之辨”并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区别与排斥,如中世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种文明之间的相互排斥,而是相对发展水平较高的“文明”与相对发展水平较低的“文明”之间的关系,同时发展水平较低的“夷狄”也承认这一点并积极向中原“华夏文明”学习。它们之间最重要的互动关系,不是彼此敌视和相互消灭,而是文明的传播与学习。

　　古代中国人认为中原地区的文明是世界最发达的文明,周边的“夷狄”或早或迟都会学习效仿中原的文明。在这种观念中,凡是接受中原“教化”的人就被认同是“文明礼仪之邦”的“天朝臣民”。“化外之民”则是需要教育开化的生番。金耀基教授认为,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国家,传统的中国不同于近代任何其他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有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它有一独特的文明秩序”。美国学者费正清曾写道:“毫无疑问,这种认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一个人只要他熟习经书并能照此办理,他的肤色和语言是无关紧要的。”

　　因为文明是可以相互学习和传授的,所以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夷夏之辨”中的“化内”和“化外”可以相互转换,“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所谓“善”就是文明,“恶”就是不够文明。这里既体现出了辩证思维精神,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宽容态度。站在中原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原学者所积极主张的是以“有教无类”的开明态度,“用夏变夷”。

　　中原王朝的皇帝、学者和民众把已经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其他族群看作是“化内”,对他们比较平等,对那些仍处在“化外”的族群虽然采取歧视态度,但是这种歧视的基础是“文化优越感”而不是“种族优越感”。在这个优越感的背后,实质上仍然有很大的灵活性和辩证的观点,即是始终承认“化外”可以通过接受中原的“教化”而转化为“化内”。在这种“有教无类”的族群观基础上,中国文化传统认为中原王朝的使命就是通过“教化”而不是武力使“生番”成为“熟番”,成为“天朝臣民”,并最终实现理想中的“世界大同”。

　　中华传统一方面强调“夷夏之辨”,另一方面又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的“天下”观。由于中原地区的文明与“礼教”也是中国各族群之间长期文化交流融合所形成的结果“,夏中有夷”“,夷中有夏”,同时认为“夷夏”同属一个“天下”且“蛮夷”可被“教化”,所以中国文化传统认为天下所有族群从本原来说都是平等的,因此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论语&#8226;颜渊》)。这一观念明确提出了族群平等的基本理念,淡化了各族群之间在种族、语言、宗教、习俗等各方面的差异,强调不同的人类群体在基本的伦理和互动规则方面存在着重要的共性并能够和睦共处,强调族群差别主要是“文化”差异,而且“优势文化”有能力统合其他文化群体。

　　美国社会学家戈登(M.Gordon)把在种族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坚持种族不平等或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第二类是主张族群平等的非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戈登认为在第二类中还可以进一步区分出三种子类型,即(1)同化主义;(2)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3)团体多元主义。中国传统的族群观念(“有教无类”)和做法(“用夏变夷”),大致可以被归类为族群平等类型中的“同化主义”子类型。

　　尽管在任何年代和任何国家,民族和族群问题都必然带有政治性,但在中国传统的族群观念中“,族群”在观念上和实际交往中是被努力地“文化化”了。而“文化化”也正是相对发达的中原地区核心族群得以凝聚、融合周边族群的思想法宝。也正因为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将族群差异主要作为“文化差异”来看待,从而得以实施“化夷为夏”的策略,不断融合吸收边疆各族人口,最终形成了以中原汉人为凝聚核心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2.欧洲近代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族群问题的“政治化”

　　随着近代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欧洲一些国家出现了民族问题“政治化”的趋势,强调以“民族”为单位重建世界各地的政治实体。近代出现的“民族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建立“民族—国家”,而其手段则是“民族自决”。“民族主义”运动是民族问题“政治化”进程的重要历史标志。

　　民族主义认为人类自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这些不同的民族是而且必须是政治组织的严格单位。……除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国家,享有独立存在的地位,否则人类不会获得任何美好的处境。各民族是由上帝所安排的相互分离的自然实体,因此最佳的政治安排的获得是当每一个民族形成了独立的国家的时候。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元应当是一致的。

　　当时在西欧各地出现了要求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政治运动,并出现了第一批“民族—国家”。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地点是17世纪初叶的尼德兰,革命后建立的荷兰是“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荷兰的法学家格老秀斯把独立的“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即个别的主权者。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六,在抵抗其他君主国军队的武装干涉时,法国“公民们”激发起“保卫祖国”的民族主义热情。随后在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中,从“天赋人权”的观念提出殖民地人民拥有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力的主张。后来人们把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看作是近代民族主义形成时期的重要里程碑。

　　世界进入了20世纪之后,又先后出现了三次民族主义运动的浪潮。

　　第一次浪潮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解体,在东欧和南欧出现了一批新的“民族—国家”。

　　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削弱和瓦解,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原殖民地再度兴起了“民族主义”浪潮,那些从殖民地去欧洲国家留学的人员和受到西方思想教育的成员成为推动本地“民族主义”运动的精英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殖民主义国家不得不接受现实而允许殖民地独立,随之在原来殖民地行政区划的基础上创建了一大批新的独立国家,其中一些按照西欧“民族—国家”的框架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实体与政府机构,无论这些新的独立国家是以一个主流族群为基础建国(如伊拉克、埃及、阿尔及利亚)还是保持了原来多族群格局的政治实体(如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可以把它们都称为第三类即“解放型”的“民族—国家”

　　20世纪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是90年代苏联的解体以及苏联解体后在前苏联各个地区和一些东欧国家(前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出现的民族主义分裂运动。这一次浪潮使欧洲和中亚在3个原有国家的基础上成立了23个新的独立国家,而且其中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分裂运动(如科索沃和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俄罗斯的车臣人)仍然没有平息。

　　3.前苏联继承了欧洲族群问题“政治化”的基本思路

　　共产主义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具有把许多文化差异、社会差异“意识形态化”的思想传统,以及采用“政治手段”来处理这些差异的倾向。在“十月革命”后,由于帝国主义干涉者利用“民族自决”这个政治口号来鼓动俄国各少数族群反对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列宁提出以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为是否支持“民族自决”的衡量标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采取了以联邦制、联盟制的政治制度来统一前沙皇俄国统治下各族群。但是“,民族界线与行政界线的重合导致了民族性政治化和民族主义的产生。民族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同一化强化了各民族在社会价值、分配竞争中相对地位的观念”。各个族群拥有自己的自治地域和其他各项政治权利,在联邦制和联盟制这样的制度下相互联系在一起。正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后来为各族群脱离苏联、独立建国在法律上提供了可能。列宁曾经明确指出,联邦制只是在特殊国情条件下向单一国家的“过渡”形式。列宁逝世后,苏维埃政权得到全面巩固,共产党一度享有崇高威望,斯大林曾有多次机会带领苏联各族群走出这一“过渡”形态,但他和后继的领导人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使这一形态固定化并长期延续下来。

　　苏联政府在处理国内族群关系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调各族群的政治权利并将其制度化,存在把族群看作政治集团即把族群“政治化”的倾向。在宏观层面上,苏联实行“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等地域的族群分立和自治制度,把族群与地域明确联系起来,使族群在一定程度上“疆域化”并带有“民族”(Nation)的色彩;在微观层面,在30年代进行了“民族识别”并实行注明公民“民族身份”的内部护照制度,使各民族成员的身份明确和固定化,各族群的人口边界清晰化并在语言文字、教育体系、干部培养、资金补助等方面对于少数民族实行了整体性一系列制度性的倾斜和特殊性政策,强化了各族民众的族群意识和族群边界。

　　在把族群“政治化”并做出相应制度安排方面,苏联的做法对中国在1949年后的政策导向有很大影响。

　　4.近年在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再次出现族群问题“政治化”的趋向

　　随着世界上“民族—国家”的创建期渐近尾声“,全球化”成为各国引人注目的核心话题。有的学者注意到了在“全球化”进程中,无论是各个多族群国家内部还是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都出现了再次把本国和他国族群问题“政治化”(Politicizingethnicity)的新的趋势,“民族自决”也再次成为分裂现存多族群国家的新的政治武器。罗斯柴尔德(JosephRothschild)指出:

　　与传统国家不同,在现代国家和转型国家中,政治化的族群问题(Politicizedethnicity)已经成为体制、国家、统治集团和政府取得或丧失其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决定性的原则问题。与此同时,它也已经成为对于权力、身份和财富的社会竞争中得到世俗利益的一个有效工具。

　　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体制变迁和各种权力、利益的重新调整,族群成为群体凝聚的一个理想单元和进行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这就使各族群在这些变化中积极去捍卫和争取本族的权力和利益。不论是处于有利地位的族群还是处于不利地位的族群,都会努力推动族群问题的“政治化”,以此来动员自己的追随者并以族群为单位建立一个争取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的集团基础。在“政治化”的氛围中,族群矛盾也就成为社会动荡、暴力冲突和国家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许多观察家被近期政治化了的族群问题开始带来的不稳定影响所惊呆并感到震撼,他们把它理解为因决不妥协的价值观和权力要求(如对于自决、群体身份、领土控制的要求)所启动的带有绝对主义色彩和“零和类型”(zero-sumtype)的政治活动。而且对于社会秩序而言,它比阶级、功能性利益群体的政治活动更加危险。……更为准确地说,事实上族群政治有时产生了灾难性的暴力事件。

　　以上的分析可以向我们提供许多启示,帮助我们充分认识造成当前许多国家内部族群问题“政治化”的利益驱动、它的意识形态基础以及它可能对国家稳定带来的危害。

　　5.美国对于本国少数族群的“文化化”政策导向

　　在一些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特别是移民国家中“,民族”(Nation)越来越显示出作为一个稳定的政治实体的特征,相比之下,“族群”(Ethnicgroups)则逐渐淡化了政治色彩。随着族群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和相互通婚,各族群成员之间的界限也在模糊化,有部分成员处于被其他族群同化的过程中。所有族群的成员都被视作平等的国家公民。对于少数族群成员作为国家公民所应当拥有的各项权利,政府从“公民”这一角度予以保障,针对每个成员的具体情况采取个案处理的形式,尽可能不把他们视为具有某种独立性的政治群体。对于一些少数族群成员在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不利状况(如英语水平差或教育程度低),美国主要不是通过政府政策来保护其群体的“政治权益”,而是通过民间和半民间的社会福利项目来对需要帮助的个人或小群体(而不是“族群”)予以救助和支持。这就使与族群相关的各种问题主要以个体成员和个案的社会问题为形式表现出来,而不表现为以整体族群为单位的政治问题。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和主流社会一直实行着把族群问题“文化化”的政策导向,但并不采取行政强迫手段来推动文化同化。强迫同化实质上是族群“政治化”的另一种表现。“美国人的经历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民主政体作为杰出的意识形态发明,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它不要求公民放弃他们自己的民族(族群)、宗教或者其他的忠诚,除非这些威胁到民主进程本身。”在政治一体化的同时,美国政府和主流社会极力引导人们把族群差异、宗教差异看作是“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文化差异”。

　　考虑到社会中的族群差别将长期存在,美国学术界在20世纪中叶提出了“文化多元主义”的目标,努力把族群问题向“亚文化群体”的方向上引导,具体做法有三条:第一是坚持国家在政治法律的一体和主流文化的普遍性(英语、基督教文化);第二是允许各少数族群保留自己的部分传统文化;第三,为了防止在就业和其他活动中可能出现的种族、族群歧视,美国人的身份证明中没有“种族、族群成分”的内容,人口普查表中的“种族、族群身份”由被调查人自行申报填写,政府在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有意地淡化和模糊各个种族、族群之间的边界,鼓励族际通婚,并以各种方式来促进族群之间的相互融合。

　　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在讨论与处理种族、族群关系时十分强调“文化多元主义”。同时,“文化多元”首先并不意味着各族群在政治、地域上实行任何形式的“割据”而危害国家的统一,美国的“文化多元”之上有十分强大的“政治一体”,各州和联邦都是很强的政治实体。美国虽然允许成立以某个族群为基础的、不具有排他性的文化团体,但绝不允许建立在种族、族群方面具有排他性并具有“自治倾向”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同时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非常重视各种族、各族群的“政治一体化”,只是在讨论族群问题时不公开这样提而已。即使是在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的美国,处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少数族群(黑人、土著印第安人)及其组织依然存在着“民族自治”并建立独立国家的倾向,这种倾向当然会受到美国政府的严密监控与全力压制。

　　美国不仅仅坚持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一,实际上在文化层面上也存在着强有力的“一体化”措施,如正式的公共语言是英语,在作为“文化”最核心内容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方面必须追随美国的主流社会。事实上这些少数族群成员如不会讲英语,在美国就寸步难行,不接受美国的基督教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美国社会里与其他人和各种政府机构打交道就十分困难,更谈不上就业和发展。所以“,文化多元主义”并没有保留真正独立的“文化群体”,只是允许在接受“美国共同文化”的前提下保留了原有传统文化某些特点的各“亚文化群体”的存在。如果允许发展有族群背景、真正具有自治倾向的“文化群体”,有可能最终会危害美国的政治统一,这是美国政府和政治家们所不可能接受的。

　　简而言之,美国政府这些年来在处理国内种族、族群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和指导思想就是把各少数种族和族群引导成多元社会中的“亚文化群体”,即把这些族群“文化化”和“去政治化”。

　　作者:yslysl发布日期:2006-2-23

　　三、“族群”的政治层面与文化层面

　　1.族群有可能转变为“民族”并重写自己的历史

　　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在论述“种族”(Race)、“民族”(Nation)和“族群”(Ethnicity)时曾强调“种族”是“以基因遗传的群体”“,民族”是“历史的社会—政治群体”,而“族群”是“文化群体”。同时他又指出,尽管“族群”是个文化群体,但“在实际中,族群这一概念与民族(Nation)一样与国界相关联,尽管这一点从未包括在其定义之中。不同之处仅仅是一个国家通常只有一个民族,但可能有很多族群”,。这就是族群具有的政治层面的意义以及族群具有潜在的发展成为独立国家(民族)的可能性。所以,主要作为文化群体而存在的“族群”和主要作为政治实体而存在的“民族”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各族群及其领袖人物会积极在政治层面上争取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在有的国家里,政府也会给予族群一定的政治空间。在一定的内外条件下,族群和民族之间可以相互转换。

　　沃勒斯坦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在北非的摩洛哥有撒赫拉维人(Sahrawi),他们有自己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Polisario),坚称撒赫拉维是一个“民族”(Nation)而且这个民族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但是如果去问摩洛哥人,他们就会完全否认撒赫拉维“民族”的存在,认为撒赫拉维人只是摩洛哥“民族”的组成部分。沃勒斯坦认为从理论上无法解决两者的分歧。但是如果在几十年后,撒赫拉维人的民族主义运动组织在解放战争中赢得胜利并独立建国,那么撒赫拉维“民族”“就曾经存在过”,如果他们失败了,这个“民族”就从未出现过,“2100年的历史学家将认为这问题已解决,更有可能认为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有些国家的少数族群为了使自己的分裂主义运动具有某种合法性,也会努力“证明”本族群曾经是一个政治相对独立的“民族”而且具有悠久的历史,而这些“历史”的可信度并不为政府和其他族群所承认。但是一旦由于某种机缘,这个族群确实争取到了独立,那么这一套“民族历史”也就成为新国家历史的正式官方文本。

　　2.族群“政治化”的具体措施:族群身份和族群关系的制度化

　　政府正式确认每个公民的“族群”身份,这一做法就是把“族群”和“族群边界”制度化,使之成为一个正式制度,任何跨越这个身份的行为(一个公民改变自己“族群身份”)都必须得到政府的认可,需要经过一个正式的官方审批手续。“边界的维护是一个族群的中心任务。一个族群如果失去了维护边界所需要的自外部进入的阻力与内部的同化压力,其成员就会不再具有相互认同的标志”。这种安排对族群成员之间的相互交往与族群融合,无疑制造了制度性障碍。族群边界的“清晰化”和个体“族群身份”的固定化,使得族群边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当族群身份与某些优惠政策或歧视政策相关联时,族群边界就进一步成为政治问题。

　　族群关系的制度化可能会出现“正”和“负”两种作用,优待弱势族群的政策可能会改善族群分层(族群间在教育、职业、收入等方面的结构性差异)的状况,歧视弱势族群的政策则可能会强化族群分层。尽管“制度化”政策强化了族群意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和一定的条件下,优待政策可以缓解因此而带来的族群隔阂与矛盾。但是优待政策既不会淡化族群意识,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与平衡因制度化造成的族群意识的加强,所以优待政策带来的局面会是增进族群合作,缓和族群冲突,但是无法真正推进族群融合。前苏联把族群问题“政治化”和族群关系“制度化”,实施了大量优待少数族群的政策,明显地改善了族群分层状况,缩小了各族群之间在社会、经济、教育、福利发展方面的差距,一度形成了族群合作的局面,但是族群意识并没有弱化,而且在“制度化”的基础上通过“联盟制”反而强化了族群的政治意识。一旦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强化了的族群政治意识就会转变为“民族主义”运动。

　　对于造成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出现的民族分裂主义运动的原因,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把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制度化的做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极力使本国种族、族群问题“文化化”的思路显然是很不相同的。有的学者指出,不能忽视“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这种联邦国家中的重要事实,即其领导阶层并没有镇压民族主义的认同,而是为了促进自己的权威,在本质上铭记这些认同并利用它们”。至于保留甚至强化民族认同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可能不同意以上的解读,但是这一观点至少明确指出了前苏联等国家在对待民族认同的基本态度和制度安排上与西方国家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一差异与后来族群关系的发展趋势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

　　3.近代中国的“文化主义”与“民族主义”族群观

　　美国印度裔学者杜赞奇主张从一种“复线”(或称“双轨”)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社会复杂的历史进程。他提出的“复线”,就是“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可能以不同的程度与形式交替出现于中国历史上的观念与思潮(叙述结构)当中。

　　他承认中国传统的族群观念中的实质是“中国文化主义”,“文化主义是一种明显不同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主义指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对于文化自身优越感的信仰,而无需在文化之外寻求合法性或辩护词”。“士大夫阶层的文化、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主要是文化主义的形势,是对于一种普遍文明的道德目标和价值观念的认同”。这种文化主义即是“把文化——帝国独特的文化和儒家正统——看作一种界定群体的标准。群体中的成员身份取决于是否接受象征着效忠于中国观念和价值的礼制”。这就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以“文化”确定认同和“有教无类”的主导思想。

　　但杜赞奇又指出,与此同时在中国还存在另一个“民族主义”族群观。每当中原王朝衰落和濒于倾覆的时刻,如南宋和南明“,夷狄”已经不再是中原礼教可以居高临下实施“教化”的对象,而是汹汹入侵足以灭亡中华文明的严重威胁,此时汉人就会放弃“天下帝国的发散型的观念,而代之以界限分明的汉族与国家的观念,夷狄在其中已无任何地位可言”,从而萌发出汉人防御性的“民族主义”。这时,保卫汉人国家、抵御夷狄入侵的代表人物(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就成为民族英雄,夷狄则被描述为无信无义、凶残无比、不可同化的“异类”。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甚至提出“,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与之道,非以施之异类”。

　　清朝末年,出于对昏庸卖国的满清朝廷的极度不满,汉人知识阶层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他们把对清廷的全部愤恨都发泄在满族身上,从而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当年激进革命党的代表人物章太炎、汪精卫、陈天华、邹容等人的言论带有强烈的汉族反满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这种情绪影响到了早期的孙中山和同盟会。与之相比,保皇党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则坚持中国儒家传统的“文化主义”和“有教无类”的观点,认为满清已经接受中华文化而不再是“夷狄”,应以“中华”待之。“康有为相信,(中华)群体是由具有共同文化的人所组成的,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个种族(汉人)或少数民族群体”。

　　由于认识到汉人主导的民族主义在推翻满清之后将很自然地导致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脱离中国,所以“孙中山和新建立的民国领袖试图用自己的政敌即维新派和清廷所阐释的文化主义民族观的叙述结构来补充自己的种族主义的叙述结构。中华民族开始由‘五族’(满、蒙、藏、回、汉)组成,从而中华民族继续承袭着大清帝国的边界线”。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它在一个拥有复线的并行轨迹上不断交替变换着自己的位置。

　　所以,我们在强调中华传统具有一个以“天下”为视野、以“文化”为核心、以“教化”为发展的族群观的同时,不能忽视在历史上还存在着一个以“种族”为特征、以“汉人”为边界、排斥与仇视“异族”的民族主义的族群观。当中华强大时,汉人会表现得宽容和开放;而当夷狄强大并威胁到汉人群体的生存时,汉人当中就会出现狭隘、偏激和排外的民族主义。

　　晚清时期的保皇党坚持的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主义”族群观,以儒家文化为群体认同的标准,主张把接受了中华文化的满族和其他族群都视为“中华”的成员,以此为基础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族群“文化化”的观点。而当时激烈反满的革命党,则坚持汉人“民族主义”族群观,把汉、满等各族群看作是各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从而把汉满之间的族群关系“政治化”、族群边界清晰化,强调满、汉不同“种”,否认各族群成员之间已经出现的文化融合和认同意识的融合,坚持要“驱除鞑虏”,才能“恢复中华”。

　　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前苏联的“民族”理论,从社会革命、民族平等这样的政治层面来表述中国的“民族关系”,客观上继承了“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族群观。而国民党和蒋介石则否认这些族群为“民族”,认为它们只能算是“宗族”,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似乎继承了中华传统和清末保皇党“中国文化主义”的族群观。历史发展轨迹的变幻总是那么复杂和不可思议。

　　作者:yslysl发布日期:2006-2-23

　　4.中国1949年后实施的民族政策

　　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变迁中,虽然也有过短暂或局部的反复与曲折,但是发展方向的主流始终保持着把族群“文化化”的基本理念及以“文化”为核心推动各族群的“自然融合”。这个历史进程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

　　1949年全国解放后,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氛围中,中国政府不得不与苏联结盟。我国在社会组织、经济制度等各方面都参照了前苏联的做法,在民族问题上也采取了把族群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的一整套措施。

　　首先,20世纪50年代初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先后正式认定了55个少数民族。这样就把一些处在族群边缘的“模糊”群体“识别”为独立的民族。通过“民族识别”工作和户籍中的“民族成分”登记制度,使族群之间的边界明晰化而且使每个人的“民族成分”固定化,“民族”边界清晰化,从而强化和固化了人们的“民族意识”。

　　其次,对所有少数族群都采用了“区域自治”制度以保障各族群的“政治权利”,1949年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的多民族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先后陆续成立了5个省级的少数民族自治区,30个自治州和120个自治县(旗)。

　　第三,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对少数族群实行优惠政策。对于在当时情况下确实需要保障其某些政治权利的一些族群与地区(如西藏的藏族),这些政治措施在当时具有积极的作用,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但是与此同时,也把一些原本已经没有多少政治色彩的族群(如满族)也“政治化”了。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族群与地域正式挂起钩来,使各个少数族群获得了某种独立的政治身份、政治权力和“自治地域”,确保了“少数民族在自己的自治地区内当家做主”,确保了在行政体制、干部任命、财政管理、经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各个方面少数族群可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优惠政策下得到较快发展。但是在这些制度的建立和推行的过程中,当我们以族群为单位强调政治上的“民族平等”而不是“公民平等”时,当我们以族群为单位从制度上保障少数族群各项政治权利时,也不可避免地把我国的族群问题“政治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一些族群向加强其“民族意识”的方向发展。

　　应当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相关的各项政策执行了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了各族干部和人民的拥护。中央政府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在财政、物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大量补助,在各项税收和提供贷款等方面给予特殊优惠,在计划生育、儿童入学、就业、医疗、上大学、干部提升等许多方面给予少数族群成员以优惠待遇。培养少数族群干部是建国以来我国党组织和政府机构干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少数族群学校和大学,成为培养少数族群干部的主要机构。各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各级行政部门的主要官员,必须由当地少数族群干部担任“,民族成分”也因此成为这些地区选拔党政干部的一个重要条件。以上这一系列以少数族群为对象的制度性安排和各项优惠政策在推动我国各少数族群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各族干部群众的“族群意识”依然保持并在这些制度与政策的环境下有所加强,在一些族群的部分成员当中也出现了“族群意识”向“民族意识”转化的现象,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和一系列制度化措施与政策,实际上继承了晚清革命党把族群“政治化”的思路,把“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都看作是某种政治实体的表现形式,前者以国境线为国家边界,后者以“自治地方”为族际边界,两者虽然层次不同,但是基本思路相似。在对这些“民族”进行“识别”并确定了各自的“自治地域”之后,就开始有意或无意有选择地搜集和利用各种“史料”来构建“民族”话语,包括在对史料进行重新诠释的基础上构建“民族历史”,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

　　今天我们提出把族群问题“文化化”的思路,也许可以说是对传统“中国文化主义”族群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进入21世纪后,我们很可能还是依旧在“中国文化主义”族群观和“民族主义”族群观这两条“复线”的历史轨迹上交替行进,在行进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探讨和争论,当然,最后这些争论的正确与否都会由社会实践来检验并作出判定。

　　中国政府采取族群问题“制度化”的措施,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和50年代苏联的影响外,其他外部势力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少数民族问题始终是西方国家批评其他国家的核心议题。面对西方舆论批评和外交压力,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政府也在努力提高本国少数族群的“政治地位”并使他们得到更多的政治权力,而这些措施将有意或无意地使本国的族群问题“政治化”。这些国家的政府期望通过这些做法来平息或缓和西方国家的批评,但是其结果最多不过暂时缓和了外部的批评,而少数族群在新的政治基础上会不断提出新的政治要求,而且这些要求也将毫无例外地将得到西方国家的全力支持。这些国家的政府在本国族群问题上所做出的政治让步非但没有缓解国内的族群问题,反而使随后的“民族分裂运动”具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四、理想的国家族群框架:“政治一体”和“文化多元”

　　1.政治统一与族群平等

　　费孝通教授在1989年曾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针对多族群国家的内部结构框架,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设想,以强化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Nation)和国家,并把族群逐步地引导到主要代表不同文化群体的角色之中,把族群关系用“文化多元主义”的思路来引导。同时在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国家的层面,强调所有公民在政治及宪法规定的所有权利和义务方面的平等,包括维持和发展自己独特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的权利。这样一个大的框架结合了政治统一与族群平等这两个方面。

　　哈贝马斯在《后民族结构与民主的未来》一文中曾强调指出:“只有当国民转变成为一个由公民组成的民族,并把政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才会有一种民主的自决权。但是,对‘臣民’的政治动员要求混杂在一起的人民在文化上实现一体化。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有了它,民族观念也就付诸了实现;而借助于民族观念,国家成员超越了对于村落和家庭、地域和王朝的天生的忠诚,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集体认同。”这即是说,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同样需要建立起某种“文化的一体化”,否则就很难在民族—国家层面上建立这种新的“集体认同”。一个民族国家,非常需要从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统中提供一个各族共享的“共同文化”。

　　正如我们可以把“政治结构”划分成不同的层面一样,我们可以把“文化”自身也划分为不同的层面。哈贝马斯提醒我们,需要在国家层面也建立具有共同性的“文化”。所以,应当把一个国家内部的“文化”也看作是一个多层面的结构,至少具有“民族”(国家)和“族群”这两个重要的层面。

　　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至少需要一种或几种“族际共同语”作为各族群共享和一致认同的文化交流工具,需要各族群在基本价值观念上的彼此认同,以及对于各族群在“族群”层面上所保持的特殊“文化”持有一种“承认、平等相待甚至欣赏”的态度。而在“族群”层面上,各个族群保持的特殊文化应具有平等的法律和社会地位,每个族群对于其他族群的不同文化应采取宽容的态度并相互承认,和谐共存,不存在相互排斥、冲突(如宗教极端分子鼓吹的“圣战”)的观念和行为。在这两个层面之间存在着彼此依存的密切关系。如果没有民族—国家层面上的共同文化与观念,在族群层面上的不同文化就难免会彼此冲突,无法和谐相处。因此在国家层面单靠政治制度和行政约束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某种统一的文化认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关注哈贝马斯关于在国家层面“文化一体化”的观点。

　　2.“族群文化多元”与“民族文化认同”

　　各个族群的传统文化与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文化认同是同时并存的两个不同层面。一位长期研究前苏联的印度学者,把前苏联与印度在“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的思路上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在推翻沙皇俄国的地理版图基础上建立的前苏联,在创建“民族认同”时很大程度上强调的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做法带有很大的危险性。因为把这些族群联系起来的政治纽带单一化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后,一旦这一政治纽带出现断裂,国家的统一也就随即失去了政治基础。

　　在汉人的头脑里“,中国人”“、中国公民”的身份意识是自然而然的,是他们群体意识体系中属于核心层面的关键认同。但是我国的其他族群(如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等)是否都具有同样的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呢?在这些族群的广大民众当中,在“中国人”和自己族群这两个层面的认同意识方面,哪个层面的认同更为核心和更加重要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与研究才能确定,而不能靠“想当然”。同时,民众中的认同意识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加以引导和改变的,如1997年回归以后香港人对于“中国”的认同意识即在不断加强。人们的族群意识和认同格局依环境和各类影响因素处在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之中。

　　如果我们承认有些族群在对“中国人”、“中华民族”的认同上与汉族之间存在着差别,确实存在着有些人在意识中把对本族群的认同置于对“中华民族”认同之上的现象,我们就需要注意在少数族群成员当中培养与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由于汉人通常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看作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以汉族为主体的政府部门在重视落实少数族群政策的同时很容易强调少数族群的“自我认同”而忽视对他们进行“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培养与巩固。这样,政府在落实“民族政策”、宣传“少数民族权益”的同时,很容易在客观上淡化了原来就比较淡漠与脆弱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造成“矫枉过正”的偏差。

　　在建立和巩固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国民认同”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两种偏差。

　　第一种偏差,是强调某一个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各族群之间共同的“国民认同”,忽视本国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同文化方面的认同基础。这样,在意识形态出现变化、政治结构出现松动时,各个族群原有的以本族文化(语言、宗教等)为基础的“族群认同”就会发展成为以建立独立“民族—国家”为目的的“民族主义运动”。这就是前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教训之一。

　　第二种偏差,是想当然地把“国民认同”视为已经存在并且具有“牢不可破”的共同基础,因而为了协调和改善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而片面强调发扬(少数)“族群”的传统文化、强调保护(少数)“族群”的政治与经济权益、强调和维护(少数)“族群”的人口边界和传统居住地,把“族群”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但是同时却忽视了在各少数族群民众、知识分子与官员中对“国民认同”的培养与巩固。这第二种偏差是前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教训之二。

　　印度在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存在无数个大小不同、彼此独立的土邦,是英国殖民政府把这些土邦组合到了一个政治架构之中。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印度政府自独立后就积极致力于在全体国民中发展“印度人”的共同认同,从历史文献和文化传统中努力缔造一个可以凝聚各个族群、各个宗教群体的“印度的共同文化”,以避免第一种偏差。所以尽管印度存在多种宗教(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耆那教、基督教等)、多种语言(但都以英语为族际共同语)、多个族群(孟加拉人、泰米尔人、旁遮普人、比哈尔人等)、多种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现在仍有三个邦由印度共产党执政)以及根深蒂固的种姓问题,印度各族民众逐步把“印度”看作是一个具有共同文化和历史的共同体,各个群体在文化传统上是密不可分的,而印度的电影业在建立这一创建新的文化—历史共同体的努力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印度政府积极克服第二种偏差,在尊重各种宗教和族群平等权利的同时,竭力建立全体印度人的“国民”意识,明确地把国民意识置于各个族群、宗教群体之上,极力淡化族群意识。现在虽然印度各地仍然存在各种因族群文化差异、宗教差异、语言差异以及地方利益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异等带来的各种矛盾,出现过政治领导人被刺杀的恶性事件,但是没有出现真正威胁印度统一的民族分裂主义运动。在族群关系上努力克服这两种偏差,可以说是印度建国以后重要的成功经验。

　　美国是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组成的新兴国家,在“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框架下,在这些具有不同种族、族群背景和不同语言宗教文化传统的公民们中逐步建立了新的“国民认同”。在今天,尽管历史遗留下来的种族偏见和歧视仍然存在,有时也会发生种族矛盾和族群冲突,但是国家的统一自“南北战争后”从未受到真正的威胁。考虑到历史上实行的黑人奴隶制和对土著印第安人、华裔等的种族歧视使得美国族群关系的先天基础很差,我们应当承认美国自“民权运动”以来在协调种族关系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五、结束语

　　中国传统中把少数族群“文化化”的成功思路,没有被我们继承下来,却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种历史错位的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中国人应当从祖先们几千年处理族群关系的传统中吸取宝贵经验,也应当借鉴美国、印度、前苏联等处理本国种族、族群问题的策略与经验教训,把建国以来在族群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改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把少数族群问题逐步“去政治化”。在“民族(国民)认同”和“族群认同”这两个层面中,应当强化民族(国民)意识,逐步淡化族群意识。把我国的56个“民族”改称为“族群”的建议,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思路下提出来的。

　　我们今天在思考中华民族族群关系的“多元一体”格局时,可以参考中国的历史传统和西方国家的体制与处理族群关系的思路,进一步把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多元一体”具体化为“政治一体”和“文化多元”两个层面的结合,在这样一个大框架下来思考中国的族群关系问题。如果接受这样的一个整体性框架,我们的许多观念和做法也就需要进行反思和逐步进行相应的调整。在思考少数族群的有关问题时,应逐步把它们更看成是“文化群体”而逐步减少它们作为“政治群体”的色彩。族群“去政治化”的思路应当在21世纪引起国人更多的思考,也有可能在未来把中国的族群关系引导到一个新的方向。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11期

　　1、从1935年到1937年的时间内，俄国的外交环境急剧恶化，希特勒的上台和日本法西斯势力的膨胀，使得苏联随时可能面对东西夹击的威胁。为了解除俄国在东方的威胁，斯大林既希望于中日冲突扩大化，引发中日间的全面战争，以邻为壑，把中国淹没入血泊中来解除日本的威胁。

　　“使南京蒋介石中国与帝国主义日本尽快发生全面战争将大大有利于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苏维埃联盟的安全。为此，我们必须有所作为。”（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的外交训示）

　　双十二事变，中日全面战争终于爆发了。据说斯大林听到中日在上海死拼的时候，大笑起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七七事变的最大受益者是斯大林无疑。这是斯大林第一次耍中国。

　　2、1940年，为了避免东西夹击的威胁，斯大林悍然放弃了对中国的援助，公开承认日本扶植的伪满州国，而日本则承认苏联扶植的外蒙古政权。两个中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悍然用我们自己的国土换取所谓的友谊。

　　3、雅尔塔会议，斯大林不愿意和蒋介石在一起开会，所有只有三巨头参加。斯大林要挟美英，共同逼迫国民政府承认所谓的外蒙现状（即外蒙独立），并获得在东北和大连的驻军。

　　1945年7月，宋子文和莫洛托夫进行了第一次谈判：

　　“以后一连五天的谈判，苏联代表咄咄怪逼人，中国代表寸步不让。双方在谈判桌上好一场大战，大有以拳头相向之势。那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将文件搁在宋子文桌前，逼迫签字。宋子文大怒，拂袖而起，准备离席。谈判陷入完全的僵局。后来，见苏联代表逼得很急，中方代表提出暂时休会，以利问题的解决。”

　　“美驻苏大使哈尔曼暗示宋子文、蒋经国说：‘斯大林现在已经无法忍耐贵国的态度。不然的话，中苏间的矛盾将引发又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你们自己想一下你们能够抗拒苏联人吗？’”

　　在英美苏三国压力下，7月6日，蒋介石于6日指示宋子文将解决中共问题以及东北、新疆主权完整等三条作为中方考虑外蒙问题的条件，双方缔结条约。

　　就这样，斯大林不但策划了外蒙的独立，而且掠走了大批东北工业设施，（在哈尔滨，苏联小兵杀了我党大将卢东生）获得不冻港大连旅顺。

　　4、朝鲜战争，斯大林背着毛主席伙同金日成发动对南方的战争，当美军攻过来时，斯大林却要求中国出兵，让中国人和美国人死磕，自己则向中国倾销二战过剩军火，大赚了一笔钞票，不流一滴血，不但挽回了在朝鲜的局面，打击了美国，而且更加牢固的控制了中国东北和加强了影响了中国政局的能力。无疑斯大林这场战争的最高的博弈手。

　　总之，斯大林一生的外交生涯，除了曾被希特勒搞得在巴尔干混不下去和骗得几乎亡国以外，无一不是高明无比。

　　宋朝（960年—1279年）

　　分为两个阶段：北宋（960~1127）和南宋（1127~1279）

　　【北宋历史】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时代，根据首都及疆域的变迁，可再分为北宋与南宋，合称两宋。宋朝开国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采取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一方面虽在军事上积贫积弱不敌北方邻国，先于1127年使徽、钦二帝受金人掳去，迫使宋室南迁。到1279年宋朝又在崖山海战中亡于蒙元。但相对而言，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之一，儒学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教之风气，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政治也较开明廉洁，终宋一代没有严重的宦官乱政和地方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也颇有人在。

　　立国之初

　　宋太祖赵匡胤宋朝开国皇帝是赵匡胤，庙号太祖。他本来是后周的殿前都点检，由于战功卓著，成为了后周世宗的左膀右臂。世宗死后，继位的恭帝年幼，赵匡胤于是有了称帝的野心。显德七年春节，赵匡胤的党羽制造辽国进攻的假情报，当时的宰相范质急令赵匡胤率军北上御敌。正月初三，赵匡胤抵达陈桥驿，当日夜里他酣睡之时，被手下黄袍加身，三呼万岁，拥戴为天子。后周官僚得知后已知无力回天，只得面对现实。周恭帝被迫逊位。

　　建隆二年（961年）七月与开宝二年（969年）十月，宋太祖前后两次“杯酒释兵权”，将手握重兵的将军与地方官吏的武将军权予以剥夺，委以虚职，并改以文官带军，将军权与财政大权全部集中到中央。宋朝因此得以免于出现唐朝藩镇割据的局面。但是这也导致地方资源狭少，最终让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失败。

　　宋太宗赵光义宋太祖所面临的另外一项事业就是统一全国。赵匡胤在与赵普雪夜商讨后，决定以先南后北为统一全国之步骤。赵匡胤首先行假途灭虢之计，灭亡了南平和楚。之后又灭亡后蜀、南汉、南唐三国。太祖一心希望统一全国，还设立封桩库来储蓄钱财布匹，希望日后能够从辽朝手中赎买燕云十六州。开宝九年（976年）八月，太祖再次进行北伐。但十月十九日太祖忽然去世，其弟赵光义忙于即位，全国统一事业暂告停止。宋太祖弟赵光义即位，庙号太宗。太宗稳固统治地位后，继续国家统一事业，先是割据福建漳、泉两府的陈洪进及吴越钱氏归降，其后再灭亡北汉。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太宗不顾大臣反对，趁灭亡北汉的余威，从太原出发进行北伐。起初一度收复易州和涿州。太宗志得意满，下令进攻燕京。结果在高粱河遭遇惨败。此役之后，宋朝的战略便转为被动。雍熙三年（986年），太宗再次北伐，结果又败，著名的大将杨业也在此役中阵亡。之后宋朝在对党项的战争中也多失败，四川又爆发民变。太宗的施政不得不转为重内虚外。太宗本人附庸风雅，喜好诗赋，政府也因此特别重视文化事业，宋朝重教之风因此而开。太宗还喜好书法，善草、隶、行、篆、八分、飞白六种字体，尤其是飞白体。连宋朝的货币淳化元宝上的字也是太宗亲题。

　　太宗即位之事颇有疑云，是为“烛影斧声”事件，民间也一直传说赵匡胤是被赵光义害死的。为确保政权的合法性，赵光义抛出其母杜太后遗命之说，即“金匮之盟”。金匮之盟起源于杜太后临终时召赵普入宫记录遗命，杜太后称要赵匡胤死后先传光义，再传光美（后改名为廷美），再传德昭（赵匡胤长子）。这份遗书藏于金匮之中，因此名为金匮之盟。虽然有金匮之盟的说法，但是太宗却先后逼死太祖之子德昭和德芳，又贬黜廷美到房州，两年后廷美就死于谪所。太宗长子元佐也因为同情廷美而被废，另一子元僖暴死，最后襄王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恒。至道三年（997年），太宗驾崩，李皇后和宦官王继恩等企图立元佐为帝。幸亏宰相吕端处置得当，赵恒才顺利即位，庙号真宗。宋朝也开始进入全盛时期。

　　步入盛世

　　宋真宗赵恒太宗死后，真宗赵恒接替即位。真宗奉行太宗末年的黄老政治，无所作为。自从雍熙北伐之后，辽朝就经常在宋辽交界处抢劫杀掠，到景德元年（1004年）终于演变成大规模侵宋战争。宰相寇准力主抗战，结果真宗亲征，宋军士气大振，与辽军相持在澶州城下，辽军被迫求和。经过几番交涉，两国议和成功。和约主要内容是：宋每年给辽绢廿万匹，银十万两，双方为兄弟之国。史称该和约为“澶渊之盟”。

　　后来，寇准渐渐失宠，最终被罢相。真宗开始信用一佞臣王钦若。王钦若擅长逢迎，深知真宗希望营造天下太平的氛围，于是极力鼓吹真宗封禅。王钦若本人也与另外一位宰相王旦联手，在各地制造很多“祥瑞”之象，深得真宗之意。结果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先后三次封禅。这严重损耗了民力。

　　真宗与皇后刘氏无子。一次真宗偶尔临幸刘氏的一名侍女李氏，结果李氏与于�